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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本人:复杂社会的五重思考



任何社会事件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最近围绕疫情防控出现的舆论争执也是一样。先不说网络和现实中的偏差,单单说网络上,对同样的事情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包括关注小镇的读者朋友们。
 
比如“动态清零”与“放开共存”的争执;比如围绕张文宏、上海乃至中医、西医之间的争执等等。小镇不想站队,仅仅分享下小镇对这种分歧严重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小镇会由浅层到深层逐步推演。
 
第一层,是信息获取、发声更加容易导致的。
 
人与人的分歧并不是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的个体组成,自然有各种想法。过去信息获取非常不容易,比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条几百公里外的消息加上胆子大,就可以成为万元户,这就是“倒买倒卖”的由来之一。
 
放到现在,信息如此发达,再想找到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试过的领域基本不可能。就像很多朋友留言说应该如何如何做一样,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有的国家也已经进行了规划。
 
又比如信息,过去想了解自己周围20公里以外信息,只能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所以在上世纪依靠报纸掀开了覆盖全国的大论战,极为深刻的谈论了到底如何开放的问题,统一了全国思想。
 
现在呢?还能找到这样全民参与同一个问题讨论的场所吗?还能像几十年前这样需要深思熟虑之后再表达观点吗?
 
信息获取太快了,每一个人不是愁信息匮乏,而是信息太多难以取舍,甚至导致碎片化信息盛行;每一个人发言的门槛也已经降低到近乎为零,随便说一句话就有可能被无数人看到,然而个体并没有跟上信息变革的速度。
 
这就导致了一个大问题:每一个人只不过是在网络上表达自己没有经过深刻思考、仅仅是当时的想法,并不觉得自己的一句话能真正影响全社会,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做的时候,一滴滴水也就汇聚成了巨浪。
 
类似的英国脱欧,很多英国人就是投着玩,觉得其他人一定会认真思考,自己投脱欧不会成真,反而会显得自己很酷、很有独立思想。结果呢,英国出乎多数人预料真的脱欧了。
 
第二层:数字时代的科技伦理


人类前行的每一步,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还要从底层改变人类社会的伦理,为人类未来的探索定下一个边界。
 
过去这个重任在欧洲、美国身上,现在中国在数字时代已经走在了人类的最前沿,中国需要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为人类确定伦理的边界。
 
上个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就是要在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明确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这个点非常重要,小镇之后会单独谈谈。
 
回到今天的主题,数据时代也有科技伦理,而且与每一个人都有关,比如最典型的个人信息安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等等。
 
如果放任不管,只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就完全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全面的挖掘、个人画像,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导致分歧加剧,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听与自己不同的声音,“信息茧房”的影响下,个体在网络时代,基于自己的爱好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与自己有更为相似的想法,个人会觉得自己更加代表真理,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下意识就觉得这个人就是需要纠正的少数。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小镇与大家通过留言沟通近一年了,对此感触颇深,关注小镇的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但对一件事仍然有非常不同的声音。小镇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实事求是,只要是有理有据的,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展示出来,希望读者朋友们能看到不同的思想,当然能有多少效果就不是小镇能决定的了。
 
到了第二层已经很难打破了,但接下来还有三层。
 
第三层:中国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部、中部、西部;一线、二线、三线以下、县城;城市与乡村;不同收入人群;男性与女性;前浪与后浪;等等,差异太大了。
 
对于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某网站曾经拍了个《后浪》的片子,很多人批评不接地气,但是对于一些群体,这真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完全可以成为片中的“后浪”。
 
又比如某演员导演拍一部关于外卖员的小短片,她想象的最苦的生活就是在上海市中心租一个每月起码8千的房子,骑个只能跑40公里的小电驴送外卖,每天竟然要非常辛苦的送整整30单。平时还要看各种文艺的、高雅的书籍,有很浪漫的思想。


她是真的觉得,人再苦也就这样了。



这位导演拍摄的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外卖员”
 
还有的谈穷人怎么熬过当前艰难的日子,有一位学者就说可以把空着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开车跑滴滴。
 
他是真的觉得穷人再穷也得有起码2套房、1辆车吧。
 
何不食肉糜真的不是笑话。国外也一样,比如某国元首就说吃不饱饭可以多吃肉。更多的不展开了吧?
 
第四层:快速发展的社会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史,虽然有所变革,但是一千多年前和一百多年前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这背后自然是生产力的限制。
 
在生产力相对稳定的时期,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也相对稳定,那么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也相对稳定,能够发生冲突的点基本能够预测,经过长期的磨合,就有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这些办法很多并不公平,但非常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几千年来变革最快速的时期,生产力仍然在不断提高、一夜暴富并非传说、社会远未固化,于是在国内就有了代表各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群、思想。
 
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思想的冲突自然更加激烈。这就好像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的碰撞当然是好事,这说明社会仍然在向更高的层级跃升,而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超人类能够适应的层次。
 
这一层,点到为止,就不深入了。
 
第五层: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都读一下,对理解现在和未来的世界非常有帮助,小镇强烈推荐。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创造性的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为分析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文明冲突背后是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复合而成的。
 
小镇觉得他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国际间,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有不少读者留言说各种网特、水军等等,这些力量当然存在,但小镇从来不认为它们能有什么绝对性的作用,它们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小的。
 
但是它们可以制造舆论、加剧混乱。中国太大了,各个地区发展非常不同,沿海一些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西方思想影响比较大,而有的地区仍然在摸索市场经济,更有的还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
 
于是本来适用于分析国际间冲突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文明”的冲突,国际和国内产生了互动。
 
这背后牵扯到了利益、思想、成长经历、一整个家庭和朋友圈,人本性是存在利己的、也难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去考虑全局。那么做出的很多决策、说出去的话本来就代表了自己的立场。
 
那么又如何能达成一致呢?
 
比如疫情防控,对于有的地区、有的人群来说,其实是不怕被感染的,因为身体好、有钱有资源有社会影响力,他们有足够把握让自己和家庭免于病毒带来的危害;但是对其他地区、其他人群来说,面对病毒需要外界的帮助,靠自己是不可能过关的。
 
当然还有更加广大的群体,并没有多想,当面对防控带来的生活不便的时候就觉得还不如放开,但是一旦放开自己受到损害或者威胁,又会说为什么要放开。舆论就是这样变幻莫测。
 
这种复杂就对决策者和各级管理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处理的更加稳妥、以最小但是必需的成本实现最高的效率、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和生活的影响,非常见水平。
 
但无论怎么做,有一个道理需要好好体会:那就是快速响应,因时因势而变,这就是小镇在《》这一篇已经讲过的道理,放在疫情防控上也是一样的。
 
当确诊刚刚发生,需要做的是立刻防止病毒扩散,马上就要社区范围快速监测,把病毒一定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定要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一定要为行动留足时间。当发现病毒已经超过封堵范围,就必须立刻扩大、减少流动,直至全区、全城全员核酸。


要分层、也要有决断和准备。一开始刚有零星的时候,直接全区全城去做,这当然是浪费,也是半月谈专门刊文批评的;一定要有层次,适度超过必需的投入,损失会小的多
 
把现实的问题处理好了,一切就都好做了,但这需要更多定力。





推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从底层构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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