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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思:从某外省市疫情聊聊犯了错,该怎么办?

文 | 刘梦龙



如大家所知,当前我们的抗疫斗争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大家都在十分辛劳地坚持。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有外部因素,也有我们内部的懈怠、乃至个别地方的自行其是。总的说,我们的一些地方确实在防疫工作中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错误并没有及时改正,导致了目前十分被动的局面。

工作中犯了错误怎么办?犯了错误其实不要紧,人谁无过,重要的是怎么对待错误,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工作的成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公道有两种,一种是坚持真理,一种是有错就改。我看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工作,去对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

有错就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坚持真理与改正错误,两者正是二位一体,相互依存的关系。正确的道路肯定要坚持,这并不容易,就好像我们现在咬紧牙关要动态清零。而犯了错误,也包括一些地方性政策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斗争环境,那就是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这时,更是要及时改正回来,一味强撑下去,南辕北辙,那是要走上歧路的。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理想的工作状态常常难以达到,现实工作中,文过饰非,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情形并不少见,这就往往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困难,乃至挫折。实际上,中国革命一路走来,我们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从来都不少,并不是所有错误都能及时改正,而由此带来的教训也是格外深刻的。

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际上,在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一些错误的苗头就已经出现了,毛主席正确的领导已经被一些人架空了。只是依靠之前的积累,前线将士的用命,还是赢得了不小的成绩。结果就是面对更严峻的局面,等积累消耗完了,上级原则错误,一线指战员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回局面。

我们的工作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形,恐怕是不少的。像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某些地方防控特别精准,号称对群众和生产生活影响都小。这种成绩当然不是假的,甚至这种初衷我们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认真分析,是不是也存在力大板砖飞的情形。并非政策特别高明,不过是一线干部硬拼硬上,靠很大的耗损,强行维持了局面。结果却被拿来作为成绩,甚至试图推而广之,那就难免要出问题。

而出了问题,又因为沉没成本,迟迟不能改正,最后就越走越偏,直到问题严峻,无法掩盖为止。这类情形,我们在工作中恐怕是不陌生的,不外乎是大多数时候,止于见好就收,最坏不过是草草收场,唯独疫情,不讲道理。

还有另一种情形,比如像皖南事变,已经出问题了,眼看大祸临头。中央也劝,下级也抱怨,唯独领导层还在瞻前顾后,还是心存侥幸,一意孤行,拖着拖着,硬生生把所有的机会都脱没了,最后坑害了无数同志。这种情形,像项英王明之流,一是面对压力,所谓五心不定,输个干净,二是私心自用,老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独立王国,结果是害人害己。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工作中,恐怕也是不少的。不少地方有三分成绩,要吹成十分,而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反应问题,解决问题,而是瞒,拖,推,把精力优先用来掩饰,好像一屁股盖严实了,大家就不知道他拉了一泡稀。面对困难,以拖待变本没有错,但试图靠拖延把问题,乃至疫情拖没了,那就不要怪问题不讲政治。

结果,往往就是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从本来可以主动,拖成了被动,害人害己。这种情形,你说它没有好处吧,但很多领导干部偏偏又前仆后继,一误再误。说到底,地方本位,官本位塞满了他们的头脑,却唯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嘴上一直喊某地是不是某地人的某地,而是全国,全世界的某地,其实根本没有全国一盘子的大局意识。

无论是抱残守缺也好,文过饰非也好,都不是正确面对错误的态度。但在我们的工作中,这类情形始终不断,每每造成大的问题,使后人复哀后人,这是很不应该的。

造成这些问题的往复发生,固然有人性的弱点,有官僚主义的痼疾,但正因为这样,才要加强我们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党性修养。历史上,党性这个词正是在皖南事变后才开始格外强调的。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性,是内心公的一面要压倒私的一面,原则性的一面要压倒官僚主义的一面。

科层制内的干部,一级压一级,上级的绝对强势,往往使下级忌讳于问题上交,于是本能的报喜不报忧。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的就是能分清轻重缓急,能解决的问题,你当然要解决,这是守土有责的一部分,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压在手里,最后砸在手里,又怎么称得上守土有责。

当然,我们也承认,当前我们工作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普遍一种无所不能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过时与有害的。所以会有这种心态,和我们过去二十年来,格外顺利的发展,导致的路径依赖有关。很多领导干部,习惯了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财力供应,满街都是过剩的劳动力,爱干干,不干滚,而财政反正有土地无限兜底。正因为不管怎样的蛮干都能取得一定的效果,逐步养成了一味讲政治,却不讲科学,乃至不顾实际的工作作风。这样的领导干部,很有像点风口上的猪,看似神通广大,自觉无所不能,其实那是时代大势给的本领,一旦环境变化了,就开始无所适从,原形毕露。

毫无疑问,时代的风云在变幻,尤其是面对汹汹疫情,很多过去的经验,套路,如今都不能再生搬硬套。1954年,毛泽东同志制定宪法的时候就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当初制宪那么大的事,主席自己一字一句的修订,大家群策群力改了几趟,写完了,主席还特意交代“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我们如今有些地方政策不适应现状了,有什么是不可以转向的,有什么面子是一定要讲的?言犹在耳,这种唯实唯学,才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

当前的局面是十分困难,但越是这样困难,我们越要讲究实事求是,越要依靠人民群众。主席在七大闭幕的时候就讲过,面对困难,面对强敌,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坚定的工作下去,最终是要感动人民群众的。怎么感动人民群众,一是要咬紧牙关的坚持战斗,二是要开诚布公,求真求实。求真求实,就是有了错误要承认,承认了要及时改正,要把真实的情形反应给大家,你一天到晚总是强调岁月静好,黑胶配咖啡,群众又怎么知道你到底困不困难。

同样,我们看之前中国革命的教训,有一点是不该忘的,那就是不能过度迷信洋和尚,迷信所谓国际经验,更不该一味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搞到有特性无共性,那就是不讲科学了。疫情以来,过去的洋迷信已经破除了不少了,但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的。而一个地方真的格外重要,那一开始就要格外用心用力的守好。既然出问题了,就不要太过讲特殊,而更该多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靠别的地方分散职能,减轻影响,而不是死抱着非我不可,硬把问题拖着,迟迟得不到整改。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又要说,哪怕过去有不妥当的地方,全国一盘棋,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对犯错同志的一贯态度。无论一些地方是不是给大家造成了麻烦,说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这样的时候,谁都不能独善其身,都尽一切力量来相互帮助。也正因为有了错误,造成了困难,我们才更要讲客观实际,这种客观实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扩大问题,也不缩小问题。不缩小,当然是指不要掩盖错误,掩盖问题,不放大,是指不要犯了错误,就把问题过度放大,甚至故意搅乱局面,从而为自己开脱。

我国过去有个典故,叫黠儿窃李,就说有人失了手,怕人家笑话,一定要把同伴一起拉到同一个坑里,这种作风是要不得的。但反过来,人家有困难了,因为人家的罪过自己,就落井下石,这就和邻居的房子烧了,自己还在看笑话一样,那当然也是极端错误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面对错误,是真正考验一个地方担当,觉悟的时候。有过能改,善莫大焉,更不用说,有些地方,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一线的干部群众是确实格外辛苦的。在如今困难的情况下,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更不该把暂时困难造成的怨气发泄到无辜的干部群众身上去,而应该给予更多的谅解与支持。越是这样的时候,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才更要有担当,敢于站出来,被责任背上,把真正在一线干事情的干部保护起来,能做到今是昨非,有过能改,这样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地方才叫真正先进,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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