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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盐:李书福,一个“疯子”的四十年

 专门研究牛人

何加盐第 198 次为你加盐

李书福/图源:百度百科

  

时间大约是1971年或1972,地点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县石曲乡的李家洋村,几个小孩头碰头地聚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喊着什么,走近一看,会发现原来他们在玩一种赌钱的游戏。

 

其中一个眉眼和脸型很像兵马俑,年龄大约八九岁的小男孩,喊的声音并不大,但是下手的魄力却最大:如果他赢了两块钱,会把两块钱全部押下去;如果赢了十块,就会把十块全部押下去。反正不管多少,通通都下注,自己手里不留一分。

 

并不是这个男孩家里有钱输得起。实际上,他们家穷得要死,哥哥姐姐加弟弟,家里5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和哥哥们有时偷偷摸摸搞点小生意,又常常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他是靠着假期给生产队放牛,每天赚个一毛五分钱,一暑假也就赚个六块八块,还要交书本费,实在所剩无几。

 

但尽管如此,他的性格就是,手里有多少,就赌多大,至于说给自己留条后路,那是不存在的。

 

我们没见资料记载,不知道那时的他,是否就有了“疯子”的绰号。这个称号首次见诸报章,应该是在二十多年后,他说要造汽车之时。

 

这个小男孩,就是李书福。童年赌钱时的情景,就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

 

那时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代表人物,拥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并且把沃尔沃、奔驰这样的世界著名品牌,都纳入自己的麾下。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疯子”李书福的奇幻人生。

 

 

1

 

 

李书福生于1963年,比俞敏洪小一岁,比马云大一岁。

 

他所在的浙江中部沿海地区,在解放后很多年间,由于身处对台前沿,在潜在战争的威胁之下,没有多少国家大项目的投入,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只能靠着农民们在群山之中仅有的几分田里刨食,谋生极其艰难。

 

由于山多地少,地里产出有限,在改革开放之前,当地就偷偷摸摸地发展出了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李家也不例外。当时对这一块管得比较严,所以李书福对小时候的印象,总是残留着父亲和哥哥被执法队员追着跑的情景。

 

1978年之后,政策放开,台州人民(和隔壁的温州人民一样)的商业意识和能力就充分展现出来。李书福家也攒了一些钱。

 

1982年,19岁的李书福高中毕业,去照毕业照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在当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排队排得怨声载道,心想,照相是门好生意啊。于是他找关系在照相馆当了两个月学徒,学会了照相,然后从父母那里要了120块钱,买了个照相机,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遍浙江黄岩县的村头巷尾,给人照野相。

 

那年头,正规的照相馆都是国营,只有镇上或县城才有。村子里的人,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后,手里略有了一点钱,也不免产生了照个相留念的需求,但是不一定有时间、有钱去照相馆。李书福这个“野照相”,为人勤快,服务态度好,收费便宜,一下子就把生意都抢过来。几个月下来,不仅把爸妈资助的相机钱还了,还攒下好几百元。

 

“野照相”尽管赚到钱,但是餐风宿露,走村串乡,也很辛苦。加上手里有了一点钱,李书福就想也去开个照相馆。

 

但几百块钱,只够交房租的,哪能开得起照相馆啊。不过对李书福来说,这似乎不是难事。需要什么设备,他就自己研究。例如,一个反光罩,当时的售价要一千多,他研究了一下原理,觉得自己也能造,就自己画了样,请五金店的师傅用铁皮给敲了一个,只花了两块钱,装上灯以后,效果也不差。

 

后来照相馆需要新的相机,也都是李书福买镜头、齿轮、皮老虎,自己组装的,成本只有市场上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弄懂原理,然后用更便宜的材料抄袭仿制,大幅降低成本——这种方式,此后成了李书福历次创业的不二法门。

 

照相馆开起来了,生意不错,但是好景也不长。


在当时,照相馆属于特种营业,需要专门的执照,而李书福是无照经营,三天两头被查,钱倒是赚了不少,但是一算,都交了罚款了。


那段时间,李书福每次见到有穿制服或者当官的人来到照相馆,就会吓得浑身冒汗。

 

正当李书福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偶然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洗照片的显影液主要成分是溴化银,通过化学方法处理,能提炼出银子。于是,他就在照相馆的暗房里按照实验方法尝试,很快就炼出银子来。


他把炼出来的银子偷偷摸摸卖掉,发现比照相赚钱多了,于是,他把照相馆管了,把炼银当成了主业。一时之间,整个台州的显影液,几乎都被他买光了。

 

不久,李书福的业务从炼银升级到炼金,他走街串巷收购废旧电器,然后从里面炼出黄金等贵金属。

 

由于金银与国家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事关国家货币稳定,按规定,任何人不得私下交易金银。李书福提取金银私下售卖的行为,无疑是违反《金银管理条例》的。

 

但对于当时的李书福而言,违反有关规定,根本就不算个事。只要自己能赚到钱,管你什么规定呢,不被抓到就行。


他很快就成为一个“万元户”,攒下第一桶金。

 

但由于这个行当并没有多少技术可言,唯一比的就是谁胆子大而已。所以很快,李书福发现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同行,把原本暴利的行业,一下子压到没什么钱可赚了。

 

先行者李书福,顺势华丽转身,办起厂子来。

 

 

2

 

 

李书福办的第一个厂,来自一次偶然的触发。

 

当时他的鞋破了,为了省点钱,就直接到当地一个鞋厂去买新的。到了鞋厂,他看到几个工人都在敲一个异型铁片。

 

李书福问这是什么,工人回答说,是给冰箱厂加工的配件。

 

李书福留了心,他看到这个配件似乎没有什么技术难度,自己也能做,而卖给电冰箱厂,收购价又挺高的。

 

于是,李书福用炼金赚的钱作为本钱,又联合几兄弟,开了一家专门制造电冰箱配件的工厂。

 

这是李书福正式的第一次创业,创得极其不容易。

 

首先是产品研发。当初他以为很容易做的那个配件,没想到搞起来这么麻烦。他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日没夜地研究、实验,搞得自己双手都没有一块好皮,见人都不敢握手。

 

好不容易攻破了技术难关,厂房和办厂资质又成了大问题。李书福先是租下一家校办工厂,以该厂的名义生产和销售。但是厂里叮里哐啷的响声和半夜开工的噪音,让隔壁教职工宿舍住的老师们不胜其烦,甚至造成了集体罢教事件,要求他们搬走。

 

李书福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废弃的自来水厂,肩扛手推,把设备运到几十里外的厂子去。该厂已经荒废多时,连电都不通。李书福说服了村里的支书,从村子里拉来了电,终于开始生产了。

 

但是这又属于未经电力部门批准的私自拉电,属于严重违规。很快,厂子被人举报,检察院立案审查,公安局要来抓人,吓得李书福都不敢去厂里了,只好又换地方。

 

后来还是找了石曲乡的工业办主任。在他的帮助下,李书福兄弟和亲戚合伙,以乡镇企业的名义办了一个“黄岩县石曲电冰箱配件厂”,算是戴上了“红帽子”,然后又租了生产队废弃的仓库作为厂房,这才算是把厂子开了起来。

 

好不容易运到几十里之外的设备和材料,又得重新运回来。不巧的是,运回之时,正值雨季,连续几天,李书福等人都是冒着倾盆大雨,沿着泥泞的小路,靠着血肉之躯和手拉车,把重达几百斤、上千斤的设备硬生生拉回来的。



电冰箱配件厂早期厂房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解决了政策和厂房问题后,石曲乡电冰箱配件厂迎来了大发展。


当时正是物资极度紧缺的时期,工业产品只要生产出来,质量过得去,就没有卖不掉的。所以这个厂的配件,很快就销往全国,成了诸多知名电冰箱厂抢着要的商品。

 

李书福又不断扩大生产品类,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异型铁片,逐渐拓展到蒸发器、冷凝器、过滤器等核心配件。

 

1987年,李书福又往前进了一大步,开始生产电冰箱、电冰柜等整机产品,并将厂名改为“黄岩北极花电冰箱厂”。除了自己售卖以外,还帮助一些国营知名厂家做贴牌生产。

 

当时,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一部分民众已经有钱购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而国家的生产能力却极度不足,老百姓购买这些物件,甚至还需要凭票抢购。所以北极花电冰箱一生产出来就供不应求,前来拉货的车子常常要排队好几公里。

 

很快,北极花冰箱厂产值突破亿元,成为了台州市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李书福四兄弟也成为台州最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3

 

 

有一位长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正当李书福的命运走向初步成功之时,就迎头撞上了一堵历史进程之墙。

 

80年代末,中国遭遇了一段时间的严重通货膨胀,在一阵抢购风潮过去之后,突然之间,家用电器都卖不动了,新中国首次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很多工厂的产品大量积压,销售停顿,企业面临困难,工人工资也受到影响。

 

在此情况下,国家对家用电器生产采取了宏观调控,对生产过剩的家用电器,确定了若干家定点生产厂家,对于没有进入定点生产目录的,全部“关停并转”。

 

李书福的电冰箱厂,不幸未能进入定点名录。

 

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或许李书福还不会太在意。毕竟,不管是照野相还是炼金银,政策从来都没有成为他做事的阻碍。


但这一次,情况显然不同。


80年代末,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温州八大王”时间还没过去几年,“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正被立案审查。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谁也不知道民营企业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李书福也对自己的未来深深忧虑。

 

离李书福不远的杭州城,宗庆后想要扩大娃哈哈生产线,却没有哪个领导敢给他批地;远在四川的希望兄弟,则主动找到政府部门,提出要把希望饲料厂无偿捐献给国家。

 

与希望兄弟相隔1700公里的李书福,做出了与刘永好们同样的选择,他也跑到乡政府,要把北极花冰箱厂无偿捐给国家。


但与希望兄弟命运不同的是,希望饲料厂没有上交成功,北极花电冰箱厂却上交成功了。

 

此后若干年,李书福都为这个决定而叹息不已,认为自己当时太胆小了。因为当时还有好些同样不在定点名录上的企业,最终通过各种方式,坚持了下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全国巨头。

 

李书福认为,如果他当初再坚持一下,也许未来他会成为全国的“电冰箱大王”,而不是“汽车大王”。

 

 

4

 

 

李书福上交了工厂之后,跑到深圳大学进修去了。那时的深大,除了通过高考和考研正式入学的学生外,也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进修生。


入学的那年,史玉柱正好从深大硕士毕业,借住在深圳大学的宿舍捣鼓软件,马化腾则刚刚进来读本科。三个日后都名列富豪榜的人,此刻身处同一空间。

李书福毕竟是曾经成功的企业家,手里有点钱,见到学校分的宿舍比较破旧,就想装修一番,于是跑到装潢市场去买材料。

 

如同在皮鞋厂看到了电冰箱异型铁片一样,在装潢市场,李书福被一种镁铝曲板吸引了。当时那种材料内地还没法生产,只能进口,价钱非常贵。李书福研究一番,觉得自己也能做。

 

于是,他中途中断学业,又回到黄岩,成立了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这是他名下第一家以“吉利”命名的企业,此后,吉利这个名字,将会伴随李书福的一生。

 

经过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艰苦研发,原来攒下的钱全都花光了,李书福几乎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的镁铝曲板,终于研发成功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块自研出来的镁铝曲板。

 

当时的镁铝曲板价格高得惊人,而市场是一片蓝海。1991年,仅用了一个季度,吉利装潢材料厂的销售额就达到了800多万,1992年直接飙升到7000多万,1993年达到1.5亿。

 

与此同时,远在南国的海南岛兴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跨过琼州海峡去淘金。李书福也怦然心动,拿了几千万就杀了进去。


结果很快,随着1993年的“国16条”发布,海南房地产热潮轰然退去,李书福也亏得一塌糊涂。

 

退潮后才发现自己在裸泳的李书福,对此心有余悸。此后若干年,他都老老实实搞实业,再也不敢涉足房地产。

 

但在1993初,李书福还不知道海南房地产即将面临的噩运,当时海南的房地产越炒越高,李书福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如果一个人接连办成了好几件大事,他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厉害,无所不能。此刻的李书福,就进入了这个状态。

 

这回,他想干一件大事:他要造汽车!

 

 

5

 

 

1989年,李书福在深圳曾经买过一辆“中华轿车”,开回黄岩后,他把车子给拆了,研究了一番,觉得好像自己也能造。


不过,当时电冰箱厂刚刚上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尚未明朗,而汽车更是国家严格管制的行业,李书福即便是技术上觉得自己能行,也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把这个想法先藏在心里。

 

1993年,随着邓公南巡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华大地,“姓社姓资”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而装潢材料厂又赚了大笔钱,汽车梦就在李书福的心里复活了。

 

经过电冰箱厂的折腾,李书福现在不想再脱离政策许可,偷偷摸摸干事情了。他先后去找了黄岩市经委、浙江省机械厅、国家机械工业部,想在有关部门的允许之下,光明正大地造车。


但是他得到的只有“不允许”的回答。在北京,他甚至连机械部的门都没能进去,只是隔着大门和里面一个扫地的人打听了几句,被嘲讽了一番后,灰溜溜地回到黄岩。

 

汽车造不了,那就先造摩托车吧。当时中国正在兴起摩托车热,摩托车销量极好,但是国产摩托很少,进口摩托车特别贵,市场空间巨大。而且当时一台摩托车基本上要卖一万到几万块钱,而成本只要一两千块钱,利润空间高得惊人。

 

李书福注册了一家名为“华田”的摩托车公司,意思是“中华的本田”,他拆了几台本田摩托车,花了7个月的时间研究试验,终于仿制了出来。

 

车是造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拿到生产和销售的许可证。如果只是偷偷摸摸卖个几辆,也许还行,但是要做大就有可能“进去”。


李书福又开始四处奔波,找关系,要政策,但依然处处碰壁,无功而返。

 

后来,他打听到杭州有一家西湖摩托车厂,濒临倒闭,便上门求合作,由华田厂来生产,但是用西湖厂的许可证,条件是每卖一辆摩托车,就交给西湖厂几百元的许可证使用费。

对于西湖厂而言,啥事都不用做,就能赚很多钱,当然愿意。于是李书福就开始“借牌生产”,虽然是打擦边球,但总算是解决了政策上的障碍。

 

不过,华田厂一开始造出来的摩托车并不好卖,生产效益也很差。那时摩托车厂的人都是从装潢材料厂调过来的,由于厂子效益不好,都没人愿意过来。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李书福的摩托车事业可能就要中途夭折。

 

当时,装潢材料厂的一名员工,骑着一辆中国台湾产的光阳踏板摩托车,不幸出了事故,人受了伤,车子也撞得一塌糊涂。


李书福那时还在海南处理房地产的事,他的哥哥和弟弟在厂子里研究那台被撞烂的摩托车,觉得似乎他们也能造,于是就紧急打电话让李书福回来一起研究。

 

李书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试验,组装出了中国大陆第一台自产的四冲程踏板摩托车。

 

这种踏板式摩托车小巧轻便,骑行简单,而且市场上又奇缺。台湾的光阳一台卖将近两万,而李书福一台卖8888元,一下子就火遍全国。



李书福组织研究仿造的大陆第一款踏板摩托车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5年,李书福整建制收购了台州临海一家亏损严重的国营工厂“鹿城摩托车厂”,终于算是彻底解决了政策的问题。


但是这次收购也花了巨大的代价。很多年之后,他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地说“代价可大了,现在想起来就可怕。”

 

由此也可见,李书福为了摆脱黑色或灰色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获得一个在阳光下生产和销售的地位,内心是多么急迫。

 

1997年,李书福将工厂改名为“吉利摩托车厂”。此时,吉利已经成为全国市场占有率高居第一的摩托车生产商,产品出口到全球几十个国家。

 

李书福心中的汽车梦,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越来越不可遏制。

 

尽管政策上还是没有突破的可能,但是他决定不管了,先干了再说!

 

 

6

 

 

在讲述李书福的造车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状况。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代表和集大成者。每一个能大规模制造汽车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强国。


尽管汽车制造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一个工业化程度还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要生产汽车,尤其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却绝非易事。

 

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马路上,几乎所有汽车都是外国品牌,堪称“万国汽车博览园”。

 

这些外国品牌的车子,在国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工业品,价格可以做到非常低廉,普通工薪家族两个月的收入就可以购买一辆。但是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尽管中国人当时的收入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汽车的售价却比西方市场贵得多。


在国外只要一两万美元的车,到了中国,在配置更低的情况下,价格却可能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

 

西方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劫掠”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而我们却没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造不出自己的汽车来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从八十年代起,走上了“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建了多家合资汽车厂。

 

国家对汽车生产采取非常严格的控制,一家公司,必须名列国家汽车生产许可目录上,才被允许生产和销售汽车。


而毫不意外,能在目录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都是国有企业。

 

这就是李书福于1997年闯入汽车产业之时面临的现实。

 

从资金上,别的造车企业投入都是几十亿、上百亿来计算,李书福能掌握的资金也就一个亿左右,加上在台州当地的一些民间互助资金,充其量也就五个亿。

 

从技术上,别的企业是欧美日几十年、上百年的技术支持,李书福只有几年的摩托车生产经验。

 

从品牌上,别人卖的是大众、丰田、福特、通用等世界级的知名品牌,而吉利在汽车制造领域没有任何知名度。

 

从政策上,别的企业拥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李书福连门都没有。

 

他唯一拥有的,就是“我要造车”这个执念。

 

我不知道普通人面临这样的局面,会如何抉择。


很多人也会口口声声说自己拥有某某理想,但是当碰到现实的铜墙铁壁时,这个理想就被放弃了。

 

李书福没有。

 

1997年,他在台州临海拿了800亩的地。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上,写的是摩托车工业园,但实际的规划,却是按照汽车生产制造来做的。

 

李书福买了几台奔驰和红旗,拆开来模仿。然后自己从内地、香港买零部件组装,最后愣是给他模仿出一辆“仿造奔驰”,命名为“吉利一号”。


他开着吉利一号在台州的大街小巷转圈,引起了轰动,还在当地媒体打广告,招来了很多询价的人。

 

李书福拿着仿造车的照片和资料,又到省机械厅和国家机械部去磨政策,依然是受到严词拒绝,只好又回来埋头研究政策,想别的办法。


他发现,虽然“轿车”的生产目录非常严格,但是“客车”却相对宽松,很多地方企业都有客车生产目录。而轿车和客车的区别,就在于轿车有“屁股”,客车没有,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三厢车和两厢车的区别。 

他把客车生产许可名录翻了又翻,最终相中四川德阳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监狱,厂房就设在监狱内,工人就是服刑的犯人,当时已经停产了,但是许可目录还保留着。

 

李书福经人介绍,找到了监狱长谈合作。他最初是想把目录直接买过来,但监狱长告诉他,这是犯法的。最后谈成的合作条件是,吉利出资2400万元,占股70%,与德阳监狱共同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在德阳监狱生产汽车,可以直接用原来的目录。

 

但是这种合作方式有诸多不便。因为厂子就设在监狱里面,出入非常麻烦。而生产工人都是服刑犯人,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很不好管理,把李书福搞得焦头烂额。

 

他想在浙江临海建立四川吉利波音的分公司,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临海分公司依然不被允许使用目录。

 

那段时间,李书福疯狂地寻找各种关系,希望能解决目录问题。但是怎么都解决不了,他不禁仰天长叹:公关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啊!

 

不过对于李书福而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不管什么都阻挡不了他要造车的决心。在临海工厂,他顶着巨大压力,在没有目录的情况下,生产出了第一批小汽车。

 

第一批规模化造出来的不是原来仿制奔驰的吉利一号,而是经济型的夏利仿制品。因为北京一位高人一语点醒李书福:“你不要去和那些大企业竞争,要去搞他们不搞的产品。”

 

李书福如梦初醒,赶紧调整方向,从此瞄准了低价汽车,并且开始宣扬他的梦想是“造中国人买得起的好车”。


按当时的说法,这种车要满足“3个5”:5个人,5升油,5万元,即车里能坐5个人,百公里只需5升油,售价只要5万块。

 

确定了这个方向后,李书福买来了一些夏利拆解研究,最后仿制出来,就是吉利的第一款量产车,豪情6360。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豪情在浙江临海下线。李书福策划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提前很久就发了700多张请帖,广邀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前来观礼。


但令李书福极度失望的是,直到8月7日,答应前来的人都没有几个,而重量级的政府官员更是一个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吉利没有上生产名录,豪情这个“孩子”,是没有“准生证”的“黑户”,有几个政府官员敢为它站台啊。

 

一位记者朋友向李书福建议:要不,你试试邀请浙江省副省长叶宝荣吧。因为叶副省长有次带队去参加某展销会,希望为浙江的汽车零配件厂商拉一些订单,但是却一无所获。当时她就发誓说,浙江一定要有自己的整车厂。吉利正好能实现叶副省长的这个愿望,想必她会愿意来。

 

李书福抱着最后的希望,给省里发了邀请传真,没想到,下午就得到省里通知说,明天叶副省长会到场观礼。

 

副省长都愿意出席,那么原来其他人的那些担忧自然烟消云散。于是8月8日的吉利车下线仪式,办得轰轰烈烈,高朋满座,让李书福着实风光了一把。

 

而叶荣宝的出席,不仅是解决了一个仪式的问题,更是给了一个政府的强力背书。因为当时豪情汽车在临海的制造和销售,严格来讲还存在着法律上或手续上的问题,地方要不要查处,经销商敢不敢售卖,都要看有没有够级别的政府官员出来表态。叶荣宝此来,就帮助李书福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此后若干年,李书福都对叶副省长这份恩情念念不忘。在2018年的一篇回忆性的万字长文中,还专门对叶荣宝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当时的豪情车,技术上非常粗糙,是由钣金工照着夏利手工打造出来的,车身都不平整,只能靠一遍一遍地刷油漆来填平那些坑坑洼洼。

 

但是其价钱也降到了最低。当时中国市场上极少有价格在10万以下的车。相对便宜的奥拓和夏利,也要卖到7万多。李书福直接给豪情定价5.8万,一下子成为当时最便宜的一款小汽车。所以尽管豪情的质量差一些,但还是吸引了很多想买车预算又有限的人。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豪情是当时市场上唯一一款非外资或合资,而纯粹是国产民营企业生产的汽车。



1998年下线的第一款豪情汽车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但此时,对李书福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尽快把车卖掉,而是如何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他想把德阳厂的股份全部买下,把目录签到临海。但是合作方不同意,事情就僵在那里。

 

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德阳监狱的监狱长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新上任的监狱长对造车没什么兴趣,就把30%股份卖给了吉利,李书福这才得以完完整整拥有一个客车名录,并把它迁到了临海。

 

不久,李书福又在宁波收购了宁波拖拉机厂,拿了一千亩地,组建了吉利宁波分公司,并研发了一款新的“美日”牌汽车。这是一款两箱半的车型,实际上更偏“小轿车”,但用的还是客车的名录。

 

在国家名录上,小轿车是“6”字头目录,而客车是“7”字头,严格意义上讲,李书福还是在打擦边球。


合法性问题始终是悬在李书福头上的一块大石,什么时候砸下来,对李书福和吉利而言,都将是粉身碎骨的代价。

 

1999年底,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到台州视察,本来接见名单上并没有李书福,但他还是想方设法争取到了当面汇报的机会。

 

李书福对曾培炎说: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吧。如果没做成,亏的钱也是我自己承担,不用国家管。如果成功了,能给中国的汽车工业提供一些经验;如果失败了,也能提供一些教训。

 

后来,“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这句话被媒体报道出来,成了李书福的经典名言之一。

 

但这个机会,并没有那么快就到来。


李书福在灰色地带继续行进了两年。一直到2001年11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10天,李书福才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两个“6”字头目录。而此时,吉利早就已经卖掉4万多台车了。

 

 

7

 

 

目录问题只是李书福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但绝不是唯一问题。实际上,那几年的李书福碰到的几个大问题,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意志不坚决的人直接放弃。

 

首先是资金短缺。

 

前面说过,造车动不动就需要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而李书福自有的资金也就是一个亿左右,加上一些融资手段,充其量也就是五个亿。就算他的生产条件再简陋,各方面的成本压到最低,造车所需的巨大成本,也将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

 

当初他带队去上海某知名合资汽车厂寻求合作,对方的总工程师听了他们的介绍后,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会议室。李书福还以为他只是临时离开一下,等了几个小时,才知道对方是根本不屑于跟他谈。

 

本来第一批车子造出来后,可以通过卖车的利润来滚动发展,但是李书福的定价策略,又让车子的利润降到其薄如纸。

 

那段时间,吉利的资金链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车厂必须等到销售部门有回款,才能进行小规模的技术改造。而且拖欠了当地供应商的货款,也总是没法及时支付,导致在当地信誉很差,借不到钱,银行也不给贷款。

 

无奈之下,李书福想出了一个“老板工程”,成立一家名为“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的企业,邀请台州地区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加盟。

 

“老板工程”的特别之处在于,那些加盟的老板出钱出人成立配件厂,但是不挂自己的牌子,而是在名义上作为吉利联合公司的一部分,例如叫一分厂、二分厂、发动机分厂、变速箱分厂等。


这样一来,李书福和这些“老板”们之间,名义上是总厂和分厂的关系,实际上是组装厂和供货商的关系。


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吉利自己建厂的资金和人员压力,另一方面使得零配件采购行为变成同一家公司内部调配行为,减少了买卖双方各自要交的税。

 

这种模式短期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但给后面埋下了混乱的伏笔。


那些名义上的分厂,实际上是各位老板各自负责管理,对于供货质量、反应速度等,李书福就无法控制。而且复杂的股权安排,也引来了诸多纠纷。李书福甚至一度自己的堂叔告上法庭。

 

其次是人才不足。

 

从80年代造冰箱配件起,李书福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经过若干个月的艰苦研发”,并非李书福自己一个人搞的,而是四处向全国顶级的专家请教,并且挖相关领域的有经验人士一起搞出来的。

 

1993年,为了给做摩托车和造汽车储备人才,李书福从北大、人大等学校招了几十名大学生。但没到一年,这些人就跑光了。

 

1997年开始造汽车时,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两个沙发加四个轮子吗?


但真正进入这行,他才充分认识到人才有多么重要。

 

最初开始造汽车时,他翻遍自己的员工手册,只找到三个原来在汽车厂干过的员工。这三个人加上他自己,就是最初的研发班底。这个土班子虽然造出了第一批车,但是质量却惨不忍睹。

 

李书福明白,如果不解决人才的问题,吉利要想在汽车这个领域立住脚,是不可能的。

 

他主要用了两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在全国各地挖人。当初搞摩托车的时候,厂房没建,就先建好了专家楼,把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十几个省市挖了过来。搞汽车后,也是从上汽、天汽、一汽、华晨等公司挖了好多人。

 

除了专业人才以外,他还到处挖职业经理人,把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浙江省财政厅副厅级官员徐刚等都纳入麾下。当徐刚说工资不够时,李书福直接把空白的工资表给他,说“你自己填,想要多少填多少”。

 

二是自建学校培养人。在拿到临海800亩地的时候,李书福第一个规划的不是厂房和员工宿舍,而是一所拥有6栋教学楼的学校,而且请了一位振动机械领域的中科院院士当校长。

 

此后,他不断创办各种学校,到最后拥有了1所研究生院,3所本科大学,3所高职,2所技校和中职学校。

 

按说,李书福在1997年建学校,远水不解近渴,而且一所新建的普通民办学校出来的学生,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人才。那李书福为什么要建,而且一建再建呢?

 

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由于这些学校的存在,吉利拥有了大量的廉价实习生和充足的技术工人后备军,取代了原来以农民工为主的生产工人队伍。

 

三是知识产权上的问题。

 

后进国家造汽车之所以难,除了技术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壁垒。


从材料、工程到设计,先进国家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专利。后来者如果要从头研发,需要天文数字;而如果直接应用,就要购买专利,否则就存在侵权问题。

 

李书福早期的车,没有太多自主技术,基本上就是仿造。仿奔驰、仿夏利、仿丰田,一切能仿的都仿,其中一款车甚至连车标都仿丰田的。

 

这种模仿既引来了人们的嘲笑,也引起了被模仿厂家的抗议,甚至惹来了官司。

 

李书福曾说,“奔驰的老板老是给我写信”。这话听起来,似乎对方和他关系很好似的。但实际情况是,吉利的车老是模仿奔驰,奔驰老板就写信警告。


李书福倒也干脆,收到信就把信里提到的地方改一改,改完下次照样再仿。反正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丰田则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直接把吉利告上法庭。吉利一方面积极应诉,辩解自己没有侵权;另一方面打民族牌和感情牌,暗示这是外资对民族工业的打压。

 

最后此案以丰田败诉而结束。不过,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两个标志,自己心里会有一个答案。

 


左为吉利美日车标,右为丰田车标

 

最后是品牌与宣传方面的问题。

 

买车是一个很认品牌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有钱的就买奔驰宝马奥迪,中档的就买丰田大众,经济型的以夏利独占鳌头。


至于吉利,谁听说过啊,就算是听说,也只知道是个民营的、刚起步的、质量不怎么靠谱的低档品牌。

 

所以让李书福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打开知名度,并且让大家认可这个品牌。

 

本质上,李书福是一个内向的人,说话很低调,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木讷。但是他有意无意的一些话,却为他引来了很大的知名度。例如“汽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套沙发吗”和“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都流传很广。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博眼球”的方法给公司带来了好处,李书福后来就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例如在某次行业大会上,李书福就放炮说,福特通用也没什么了不起,早晚会破产。气得通用某高官当即退场,并讽刺说:“我得赶紧找工作去了。”

 

那段时间,他经常接受报纸和电视的采访,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谈他的梦想,在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舌战群雄”,坚信自己能赢。因此也赢得了“汽车疯子”的称号。

 

为了扩大知名度和品牌,李书福还搞了几个大动作。

 

一是大张旗鼓地在清华大学搞碰撞试验,说是“吉利 VS 奔驰”。在吉利的运作之下,最后结果不言而喻,吉利汽车“(与奔驰)在同样的测试标准下同台碰撞,成绩非常可喜,说明国产汽车安全性能正与国际接轨。”

 

其实这只是相隔两天的两次不同测试的结果,但是李书福以高超的宣传技巧,让二者联系起来,使得吉利硬是蹭上了奔驰的热度。

 

二是请“飞人”柯受良开着吉利车飞跃布达拉宫。柯受良当时名气非常大,而飞跃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极具轰动性的话题,又是首次驾驶纯国产汽车做这事,所以当时引来了全国的关注。

 

但是在飞跃中,柯受良驾驶的吉利车飞到一半就掉下来了,柯受良还伤到了脖子。

 

本来这是一次发生在众目睽睽下的失败活动。但后来吉利反过来炒作吉利汽车的安全性:以百公里时速从5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人还没大事,那不是恰好说明吉利汽车安全性高?


用当时在现场的吉利汽车总裁柏杨的话说:吉利汽车与布达拉宫广场硬碰硬,成功了。

 

三是吉利冠名了广州足球队,利用中国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打全国知名度。

 

最开始李书福信心满满,公开承诺“要经营广州足球30年!”但很快,他发现这个行当太黑了。比赛要给裁判送钱,在当时几乎是半公开的行规,谁要是不贿赂裁判,在赛场上就会被穿小鞋。

 

那年,中国足球联赛还是按照甲A和甲B来分的,吉利是甲B球队。李书福本来是奔着要冲A去的,结果只得了第四名。


他认为这个成绩是被裁判所黑导致的,愤而宣布退出中国足坛,并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揭黑风暴”,拉开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轰动的“打黑运动”。

 

李书福主动向媒体揭开了当时球坛运行的潜规则。虽然所有球队的老板都心知肚明,但是如此公开戳破这坨臭屎的,李书福是第一人。


他甚至主动坦诚,自己的球队也干过给裁判送钱的事,他可以当污点证人。更为大胆的是,吉利直接把中国足协告上了法庭,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种事情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有着极大风险的。虽然李书福借此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让吉利集团一下子举国知名,但是也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且不说他此举要搅动多大的利益格局,让多少人恨之入骨,就说从法律上来讲,固然裁判受贿有问题,企业行贿,不同样有犯罪嫌疑吗?

 

对此,李书福硬气宣称毫不畏惧。他说:“牺牲我一个,清白了中国足球,这个代价值得。该我进监狱就进监狱,枪毙也不怕。”

 

这让他一下子站在了“悲情英雄”式的位子上。

 

当然,后来实际的事态走向,并没有那么危险。做出上述表态后没多久,李书福很快就从危险的边缘迅速抽身,从此避而不谈足球。

 

李书福和吉利涉足中国足球运动,前后共计只有8个月,但是留下了深远影响。而李书福在中国足坛扔下“原子弹”,居然能全身而退,丝毫无损,反而尽享大名。我们不得不说:高,实在是高。

 

在李书福的种种运作之下,吉利汽车获得了远超其当时市场实力的名声和影响力,成为全国知名的品牌。

 

 

8

 

 

尽管有上面分析的种种困难,但是从搞定目录开始,李书福就爬过了他的事业最难的一座山,开始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

 

2002年初,吉利走出资金危机,公司开始盈利,拥有了滚动发展的基础。到2006年,吉利汽车年销量突破20万辆,位列全国第七,民营汽车企业第一。

 

但此时,横亘在李书福面前的,又多了一个新的,似乎无解的巨大问题:在人们心中,吉利车已经成为廉价的代名词。人们之所以买吉利车,原因是他们想买车,却只买得起吉利车。

 

大家知道,买车除了追求实用性以外,还有一个面子问题。显然,开吉利车,并不能让人感觉有面子。


而随着中国人富裕起来,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更有面子而不是更便宜的车。如果吉利车一直停留在廉价的层面,将会被市场渐渐淘汰。

 

另一方面,廉价车没有品牌溢价,利润薄如纸。如果长期停留于卖廉价车,吉利将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更长远的发展,毕竟技术研发、新车型开发、扩大再生产,都需要利润作为支撑。

 

换言之,品牌升级,形象升级,改变吉利车低档的印象,提高产品的品牌溢价,已经成了李书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是,一个长期以来在人们心中就被定位为廉价的品牌,想要升级,又岂是容易的事?


也许砸大量的钱一点一点往前拱,经过很多年可以做到,毕竟福特、丰田等之前也是廉价货,后来却拥有很多奢华品牌。但李书福却没有时间等。


也许换一个别的市场,也可以做到,毕竟很多在西方非常廉价的品牌,拿到中国来,不也长期被当成高档货吗?但中国就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放弃中国而把重心放在亚非拉其他市场,也不符合李书福的理念。

 

摆在李书福面前的,只剩最后一条路:买一个公认的好牌子,用好牌子的影响力,来扭转吉利在人们心中廉价的印象。

 

事实上,李书福很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在2002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就谈到,以后会并购一个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李书福的大话。

 

李书福提到的这个品牌,就是沃尔沃。那一年,吉利汽车才成立5年,全年汽车销量刚刚突破4万,而沃尔沃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名牌,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年销量40多万辆。

 

当时,沃尔沃在中国卖的车,大概是60万-80万元一辆,而吉利是5万左右一辆。

 

说吉利要收购沃尔沃,其荒诞程度,就跟现在说“手犹香”要把“盒马鲜生”买下来一样。

 

但李书福就是盯紧了沃尔沃,一面积攒力量,一面寻求着机会。


当时,沃尔沃是福特旗下的子公司(1999年被福特全资收购),要买沃尔沃,需要从福特手上买。

 

2006年,福特由于连年亏损,新换了CEO穆拉利。穆拉利针对当时福特旗下品牌太杂的状况,提出了“一个福特”的战略,准备集中做好少数几个品牌,其他都砍掉。

 

这一变化,被一直都密切关注沃尔沃的李书福捕捉到。2007年,他向福特发了挂号信,提出了收购沃尔沃的意愿,很快,福特回信说,“不卖”。

 

李书福没有死心。2008年1月,他去美国参加底特律车展,经人引荐,和福特公司的CFO勒克莱尔搭上了话,当面表达了想要收购沃尔沃的意愿。


勒克莱尔说:你知道沃尔沃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吗?150亿美元,等于1000多亿人民币。

 

言下之意是,凭你也配?

 

勒克莱尔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吉利的年销售收入连100亿人民币都不到。

 

但李书福依然认为自己有赢的机会,最主要原因在于,他坚信,以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沃尔沃的未来一定在中国。

 

这种规模的并购,固然是商业生意,但也有点像是“嫁娶”——女方家长不光要考虑能得多少彩礼,还需要考虑女儿未来是否幸福。毕竟沃尔沃公司自身管理层以及其工会,乃至其背后的瑞典政府,如果不同意这门“婚姻”,那吉利也收购不成。考虑到这一因素的话,只要福特想把沃尔沃嫁出去,中国就是最好的归属。

 

李书福一方面找了全世界最顶级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组成了豪华的并购服务团队,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寻求资金的支持。


同时,他就像一个爱上一位姑娘就绝不放手的死小子一样,一有机会就死皮赖脸地贴上去死缠烂打。

 

2008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福特元气大伤,沃尔沃也出现大幅亏损,“嫁女脱困”被提上日程,12月,福特公开表示“认真考虑出售沃尔沃”。

 

2009年,李书福再赴底特律,这次他见到了福特的董事长和CEO,宾主相谈甚欢。面相老实巴交的李书福,憨憨傻傻地向“女方家长”讲述着自己初入造车这一行时遇到的各种糗事,把对方逗得哈哈大乐。

 

福特终于松了口,并提出了“彩礼”要求:60亿美元。李书福还价45亿美元。福特觉得有点少,双方继续谈着,但相互之间的意向基本上都已经很明确了。


这年4月,吉利的团队就进入到沃尔沃开始了尽职调查,同时,李书福也要接受沃尔沃工会的考察。

 

在与沃尔沃工会的谈判中,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一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李书福的行事与说话风格。


当时,沃尔沃工会负责人以很不友好的态度提出:想收购沃尔沃的人多了去了,你能不能用三个字告诉我们,凭什么沃尔沃要卖给你?

 

主持谈判的福特CEO感觉到工会这边语气很不友善,倍感尴尬,便出来打圆场。李书福说,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三个字就是:I love you。

 

尴尬的气氛当即被这句话神奇地扭转了。这一次谈完,工会再未给这桩收购案设任何障碍。

 

从2007年6月到2010年3月,经过将近3年的艰苦求爱,李书福终于搞定了所有的问题,在最终收购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之后,他在桌子上趴了很久,再抬起头时,旁边的人看到他泪如雨下,呜咽得话都说不出来。

 

顺便说一句,由于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实际签字的收购价,由原来谈判的60亿美元,降到了18亿美元。


而在实际交割时,由于美元兑欧元汇率的变化,实际上只花了16亿多美元。从此,沃尔沃100%归属于吉利旗下。

 

 

9

 

 

行文至此,李书福疯狂四十年的主要大事,基本上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还有两件很重要,但放在文章里哪一块都不合适,在此略提一下。

 

一件是李书福四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

 

从做电冰箱配件起,李书福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哥哥弟弟们一起搞的,虽然大家原本各有各的发展,但是只要哪一个人事业做得出色,最后就是兄弟们合起来一起搞。

 

遗憾的是,李氏四兄弟没有像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那样,好聚好散,而是一度陷入矛盾重重的局面。甚至对于造冰箱、造摩托车、造汽车,究竟是谁的创意,谁同意、谁反对,谁出的力最大,兄弟们都各执一词。后来,兄弟阋墙,分道扬镳,各搞一摊。

 

在吉利去家族化的过程中,李书福曾叹曰:受家族企业之累,痛至骨髓。

 

另一件是李书福办教育。

 

很多人都听说过吉利大学,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除了吉利大学(现吉利学院)以外,李书福还办了其他8所学校。其中包括一所培养硕士和博士,有博士后工作站,并有多名院士坐镇的研究生院,以及三亚学院、湘潭理工学院这样的本科院校。

 

李书福办学校,初衷很简单,就是为吉利造车解决人才和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这些学校也确实是帮了他很多大忙。最起码一条,吉利集团永远都不会缺廉价的,而且是按照吉利价值观培养出来的实习生。

 

但即便李书福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办这些大学,也有其巨大的社会意义:他招收的,都是那些在高考中失败,无处可去的孩子,把他们培养为合格的技术工人或者其他领域的劳动者——这正是国家需要的。

 

在三亚学院、吉利学院等学校开学或毕业时,李书福经常会去参加典礼并向学生讲话。


他曾经说过,要用20年让自己的学校进入全国20强。从现在来看,这个理想是失败的。


或许,这是一个比民企造车更难的梦想。

 

但考虑到美国的斯坦佛大学成立后六十多年一直寂寂无名,甚至被称为“农场大学”,而现在却享誉全球,谁又能断定,吉利学院、三亚学院,未来就会止步于一个普通二本大学呢?

 

除了上述大事之外,还有几个关于李书福的细节,颇足展示李书福的另一面,也很有趣。

 

有一次参加央视某颁奖典礼,李书福是获奖者之一。轮到出场时,他明显动作放慢,就像我们看到的慢镜头一样,大家想象一下《英雄本色》或《赌神》里周润发出场的情景,就有画面了。

 

主持人问,李书福,你这是在干什么?

 

李书福认真地回答:是导演让我这么走的啊。

 

另一次,还是央视节目,聊到自己穿的是80元一双的鞋,李书福当场脱下鞋子,展示给主持人及现场观众看。

 

在收购沃尔沃最艰难的过程中,无数人嘲讽李书福,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功。但李书福私下对身边人表示:一旦我开始收购沃尔沃,唯一能阻止我的方法,就是杀了我。

 

不知道上面这些细节,是让你觉得,李书福更像一位憨厚的农民,还是一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战士。

 

但也许在李书福心中,他会认为自己是个诗人。

 

是的,李书福很喜欢写诗,也写过很多诗。以下是他写过的诗句或者歌词:

 

“力量在风中回荡,奇迹在蓝天下闪光,坎坷的道路承载着理想,坚实的伸向远方”
 
“谁知前方有多少条路,酸甜苦辣早已留在记忆深处,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除了上面这样“小清新”的诗以外,还有这样的打油诗:

 

“千年铁证越秀山,
浑身正气天长眼。
狗吹黑哨满天飞,
吉利直扑鬼门关。”
 
“寒风去,春风到,埋头苦干静悄悄。
不要吹,不要闹,自主品牌撑大腰。
欧美情,日韩潮,崇洋媚外何时了?
中国车,飞多高?奋战十年变大雕!“

 

前者是2001年李书福身为广州吉利足球队的老板,现场看了一场“黑哨”球,愤而口占;后者是2005年参加法兰克福车展时,有感而作。


其水平如何,且留待读者自己判断。

 

 

10

 

 

2018年,吉利以90亿美元购得奔驰母公司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


从1997年仿造奔驰,到成为奔驰的股东,李书福用了21年。

 

2021年,吉利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239位,吉利系汽车(含领克)总共销售132.8万辆,排名中国品牌乘用车第一。如果加上旗下的宝腾和沃尔沃,总销量是220万辆。


从1998年下线第一款豪情,到成为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第一,李书福用了23年。

 

当他蹒跚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为他能成功。


但最终他冲破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一次又一次从不可能中创造了可能。

 

目前,世界又面临着新的变局。在汽车行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自动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先行者特斯拉年销量即将超过100万,后起者蔚小理每一家都即将超过10万。

 

李书福曾经习惯于当一个模仿者、追赶者。而现在,他处在了被追赶,可能会被取代的位置。

 

已经59岁的李书福,早已不像当年那样锋芒毕露,口出狂言。

 

他不再像一个不顾一切前行的“疯子”,反而更像一个非常传统的,严肃而无味的企业家。

 

或许这是一种成熟。但失去天真、失去狂野之后,也可能会失去震撼人心,震撼世界的力量。

 

这种力量,李书福或许已经不再需要,却是新的年轻人出来挑战他(以及他的同辈)的源泉。 


—end—

主要参考资料:

【1】汽车“疯子”李书福,郑作时,中信出版社

【2】拿下沃尔沃:李书福传奇,熊江,石油工业出版社

【3】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王千马 梁冬梅著,何丹主编,中信出版集团

【4】李书福传,王保蘅,哈尔滨出版社

【5】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 刘洋,机械工业出版社 

【6】“放牛娃”李书福万字长文致敬改革开放40年,李书福,人民日报

【7】李书福口述历史:力量在风中回荡,李书福 李安定,新浪汽车

【8】对话:李书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陈伟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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