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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疲惫的燕郊通勤族


燕郊通勤族往返于河北与北京,在疫情这三年里,他们需要接受两地防疫政策,小心翼翼往返公司与住处。有时衔接失措,他们就只能悬置在检查站,或者是受阻于一场大雪。如今,燕郊通勤族已是一群惊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分作两拨,一些人急于回燕郊照顾家小,一些人杀回北京只为保住工作。

得知燕郊即将封闭那晚,徐霞的老公正炖着排骨,来不及吃了,她立刻收拾好换洗的衣服,拎着包下楼打车。她对司机说:“随便一个有8开头公交车的公交站。”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徐霞所经历的第三次封闭。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必须赶在公交全部停运之前,逃回北京的员工宿舍。

同样在3月12晚动身回京的还有涂强和他的女友。那天是周六,下午6点多,刚刚睡醒的涂强坐在床上玩着手机,突然看见群里在传封镇的消息。当天晚上9点,他开车载着女友住进北京常营的一家酒店,想着“这样不耽误周一上班,下班直接就能回燕郊了。”

做餐饮销售的王立峰不过周末,知道第二天燕郊就要封闭,他下班后赶紧回家和妻儿吃了个晚饭,又急急忙忙收拾好东西,开车沿京秦高速驶出镇子。到了公司宿舍,他发现周围同事全在往屋里搬被褥和生活用品,他们都是刚从燕郊跑回来的。

3月12日,燕郊镇隶属的三河市发布通告:13日到14日两天,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采样,在此期间,所有人非必要不得离市,外域通勤人员一律居家办公。消息很快蔓延开来,催促着需要往返北京燕郊两地的通勤族们迅速做反应。

图 | 赶在封闭前进京的车队

每个在当晚选择离开的人都觉得,通告只说封闭小区两天,等解封之后再回去就行。可四天过去,他们等到的不是解封的消息,而是北京健康宝弹窗,以及接踵而至的流调电话。

因为没有地方住,赵磊把车停在北京的空地对付了五个晚上,“跟个盲流子似的”。每晚猫在狭窄的后座拿手机看直播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前半夜连麦pk,后半夜讲故事,嘎嘎爆笑,但有时候也伤感。”当我提出看看车内的环境时,他果断拒绝了:“裤衩子和袜子都晾着呢。”

社区为这些“逃亡者”规划了三条去向——在北京自行隔离,在北京集中隔离,回燕郊隔离。

3月12号那天,陈莹是为了赴约进的京。她说,原本自己可以接受在北京多待几天,但实在架不住流调电话的轰炸,“一会儿一个,两个手机号都在被打,快逼疯了。”她只好和朋友合租了个50平的一居室,准备自行隔离。结果社区告诉她:“你这不符合隔离标准,两个人,起码得两居。”

很多燕郊居民达成共识,作为首都北京边上的护城河,一旦风吹草动,这里一定是最先严起来的地方。

疫情锤炼出燕郊通勤族们敏感的神经,打破了他们本还算便利的双城生活。“河南有病例,明天早点走吧”,“西安疫情严重了,明天早点走吧”,“北京丰台区有病例输入燕郊,丰台封了一个小区,燕郊整个封了”。

历经两年多拉扯,轻则核酸,重则封闭全镇,这些试图享有镇级物价、房价,又拿着一线薪资的通勤族,不得不游走于不断变化的变化之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所谓的双城生活。


徐霞的公司在北京北二环,她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化妆,然后掐好时间,在7点10分准时坐上开往地铁6号线潞城站的894路公交,再由6号线换乘5号线,到达北新桥。如果在公交地铁无缝衔接的情况下,全程需要一个半小时。

2015年,27岁的徐霞正式和老公搬到燕郊,40平米的开间,每平6000元,贷款买的,月供1400。“那时候检查站还没那么麻烦,只有开大会期间查,顶多严一个月,忍忍就过去了。

刚搬过去那段时间,曲折的通勤每天都会消耗徐霞不少精力,“到公司得先缓一缓才能投入工作,下班回家只想往床上一躺。”但一想到北京的高房价,一切都是值得的,至少这里能接纳一个稳定的家。

她不想做个一辈子只为一个房子奋斗的人。疫情绵延,徐霞感到往返两地的成本逐渐在增加。

核酸是通过检查站必要的条件之一。“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去做核酸的路上”,徐霞的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据她一位朋友说,2021年后,徐霞的朋友圈很活跃:“一点开就是她在分享核酸。”

图 | 徐霞排队去做核酸

直到今年2月初,北京专门为环京通勤人员建立了数据库,凭借北京单位的工作证明、燕郊的房本或者租房合同,即可登录信息,标识会直接体现在健康宝上。好处就是,有通勤标识的人只有第一次进京时需要48小时内核酸证明,以后只需14天内核酸就可以通过。这是燕郊通勤族首次得到官方认证。

比起核酸,长久的拥堵是燕郊通勤族更大的软肋。徐霞记得,有次光检查站就堵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正逢夏季,天气闷热,公交车里严重缺氧。有人受不了直接下了车,徒步走过检查站,到时候拦到哪辆车再上。

徐霞是公司的财务,那天刚好是发工资的日子,领导找她要数据,一看人不在,问去干嘛了?同事一边应付“好像去税务局了”,一边让徐霞赶紧给领导回电话。到了中午,徐霞才出现在公司,同事打趣说:“你是直接来吃午饭的吗?”

就因为这家公司考勤不严,她整整干了十年没敢换工作。老公是做外贸的,疫情期间没什么活,家里不能失去她这份稳定收入。“我在燕郊住,搁别的公司,这么迟到早把我开了。”

2021年11月,徐霞的公司从北二环搬到了南六环,并为员工提供宿舍。为了免于通勤压力,她最终决定搬到公司宿舍。作为代价,只有到了周末,徐霞才能回一趟燕郊,和家人团聚,做点好吃的改善下伙食。

眼下,儿子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徐霞听说,北京的私立幼儿园最低得三四千一个月,燕郊这边算上生活费也就两千多。“别管教育质量咋样,好歹能有学上。”

距离王立峰在燕郊买房已经三年半时间,他依旧能准确说出家里的面积,88.48平,8848米,正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北漂的六年里,他始终在北京跟别人合租,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老婆孩子也没安全感”。

房子在燕郊经济开发区,紧邻北京顺义区。王立峰特意把位置选在离检查站最近的位置,方便进京。“没疫情的时候,连身份证都不用刷,一过车牌,杆子自动就抬起来了。”

2018年,北京对外地车辆施行限行,一个外地车牌每年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开85天。为了增加开车进京的次数,王立峰又买了第二辆车。那时,他每天的通勤路线是走京平高速,从六环绕进望京,往返路程要70公里。

尽管辛苦,但对于做餐饮招商的王立峰来说,没有什么比家重要。“这点心态还是要有的,住燕郊的都是能吃苦的。”

疫情爆发后,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过站时间,被延长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严的时候,检查人员不仅要看身份证、核酸、通行码,“还得翻你后备箱,看看有没有藏人。”每次堵着不动时候,他就望着从旁边驶过的电瓶车、自行车,干瞪眼,“他们怎么这么聪明”

后来,王立峰想出了更好的主意。他干脆把车停在检查站另一头的路边,也就是北京境内,然后徒步走过检查站,回家。

封闭全镇、封小区是王立峰最难忍受的事情。平时工作忙的时候,一周甚至半个月不着家,也不惦记。可一旦遇到封闭,他就忍不住开始揪心。“老婆孩子在家隔离,这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我却不能陪在身边。”

图 | 3月18日,王立峰公司的窗外

“留一保一”是燕郊通勤家庭常用的对策,即一个人留在燕郊隔离,照顾孩子或者老人,另一个人留在北京,保持正常工作。不过这也只是短期内的权衡之计。

面对未知的解封时间,王立峰总会担心家里的情况,生怕物资不够用,菜没得吃,孩子老憋在家里心情不好。“我也想回家隔离,但谈不了客户,没工资,房贷怎么办?车贷怎么办?”疫情第三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立峰,对家的责任又大了一些。

“我媳妇是做保险的,每个季度有考核,封闭状态不能见客户,单量差,不过考核就销号了。我现在只能找找周围朋友,帮她拉业绩。”


提起燕郊和北京的距离,人们习惯说“一桥之隔”。疫情以后,在很多燕郊通勤族的印象里,桥,意味着堵。严查期间,桥的作用,更多时候是承载数以千计排队滞停的车辆,和准备徒步回燕郊的行人。

久而久之,桥成了某种意象。

历时四年建成的燕潮大桥,2019年通车,桥全长1118.6米,双向六车道,连接着燕郊和北京通州区,顺着徐尹路,直插五环内。与之呼应的,还有京秦高速大桥、京榆旧线跨河大桥以及潮白河桥,它们是无数燕郊通勤族进京的必经之路。

有人看到,午夜的燕潮大桥灯火通明,上面密密麻麻落满了排队的车辆,队伍一直延伸到燕郊市内的十字路口,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这些车偶尔还会缓慢地蠕动。也有人目睹,3月燕郊封闭后,人们在潮白桥上顶着大雪,等到检查站放行,“前面一个包,后面一个包,手拉着小孩”。

图 | 燕潮大桥

曾倩则亲身经历过几百人一同徒步过大桥的场景。那是2020年6月份,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检查变严了,无论进京还是回燕郊,桥上都变得异常拥堵。

在东五环双桥工作的曾倩6点半下班打车,8点左右就堵在了燕潮大桥上。因为疲惫,她在车里睡了好几觉,每次醒来时都发现,桥还是那座桥,窗外依旧是相同的风景,车基本原地没动,“当时特别绝望。”通过检查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1点13分。小区的路灯关了,她只好用手电照着回家,心里害怕又委屈,忍不住哭了出来。

第二天,曾倩得到领导特许,早早下班打车,这次她选择走另一条路。为了不出京,司机在距离白庙检查站10米的地方,把她放了下来。剩下的路,需要步行回去。

虽是错峰下班,同一时间回燕郊的人并不少。堵车严重,无论是打车的还是坐公交的,全都下了车,一时间,几百人浩浩荡荡开始徒步过潮白桥。炎热的六月,大家走得都很慢,汗珠从脸颊淌下来。夕阳折射下,这座一公里多的大桥逐渐在视线里扭曲,拉长。

3月17号,燕郊开放了通勤人员返城的路径,但需要出示相关证明,让刘艺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此,他在燕潮大桥上足足困了12个小时。

出现弹窗后,工作原因留在北京的刘艺,决定回燕郊隔离。早上9点,他已经开始在桥上排队,当时等待返城的车辆有一两百台。那天,北京骤然降温,刚冒头的春意又被雪片打了回去,不少行人出城时穿得薄,由于耐不住寒冷,有人便敲陌生人的车门,想进去暖和一会儿。几乎没有司机拒绝。

排到刘艺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除了核酸、身份证、签署承诺书,还得出示燕郊本地身份证或者燕郊的居住证明。“说法一会儿一变,每个检查站要的东西还不一样”。可办理居住证明需要燕郊的房产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谁会没事把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呢?

他紧忙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表示他们开不出来。他又打给居委会,没人接。

这时,有人因为等不下去,开始掉头往北京方向走。最后,他们又被那边的检查站拦下,疫情地区的人,不能进京。回不去,也出不来,他们只能待在两个检查站中间的桥上。

得知自己的处境后,本想返回北京的刘艺,不得不把精力用在找房本上。他试过去备案过的网上找,也联系了卖给他房子的销售,12个小时里,有一半时间,他都在给社区和居委会打电话沟通,始终没有结果。

到了晚上6点左右,社区来人了,说不用居住证明了。


在燕郊租住了半年,李平下定决心,一旦解封就立刻搬到北京。
李平所在的公司就在6号线的终点潞城站,对很多燕郊通勤族来说,这是他们坐公交进京后,换乘地铁的始发站。893路、894路和822路跨省公交,都从燕郊抵达这里。
他特意把房子租在离检查站不远的地方,不堵车的时候,从家到公司,只需20分钟。同样一千多的价格,在北京只能租个次卧,但在燕郊,却可以住上装修还不错的两居。
当初换工作的时候,李平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住燕郊会成为很多公司拒绝聘用的理由。“国贸离燕郊很远吗?一个小时不就到了吗?”经历了两次封闭后,他终于明白,燕郊不是什么睡城,更不是北漂的收容所,燕郊就是燕郊,北京还是北京。
一条关于公司招聘的信息在燕郊通勤族的群里传阅着:暂停招聘在北三县居住的人员,并非歧视,实在是这个疫情很没谱,动不动就不能进京办公,对公司和个人都不利。
从实习就住在燕郊的曾倩说,自己还年轻,跑得动,堵车什么的能忍,就怕一刀切,封小区。她听闻,一位同样住燕郊的前同事,因为封闭不能到岗,工资被砍了一半。虽然曾倩没因为居家办公而影响收入,但每当领导问她“什么时候能回来”时,心里都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没人知道答案。
徐霞的邻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几次封闭居家办公,领导早已对她有了成见,介于员工权益,又不敢直接开除,于是经常给她“穿小鞋”。
做影视后期的刘艺明显觉得还房贷变得吃力了。原本他是自由职业,自己接活,跟剧组,疫情爆发后,影视行业遭到重创,能接的活一年比一年少,他干脆找了家公司去上班。
每天通勤就要消耗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次又遇到封闭,只能居家办公,工资也按百分比扣除了。
刘艺的房子刚好买在2020年,当时两万一平,到现在,掉到了一万多。频繁的堵车和动不动就一刀切的防控下,他最后还是决定再搬回北京合租,就像他七年前刚来北京时那样。只是,多了个房贷。
我问刘艺,那燕郊的房子怎么办?他说:“房子?房子砸手里了呗。”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END –

撰文 | 罗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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