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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作者:中概股败退,大厂人梦醒



对曾经寄希望于财富自由的互联网员工来说,无止境的加班和内耗都是为夺得股票和期权付出的代价。现在,那些财富的幻梦已经伴随着大公司的收缩和沉默,以及他们身体的衰弱和劳损,逐渐在这个春天消逝了。

文 | 邬宇琛 饶桐语 周鑫雨 丁文捷 卢妍

编辑 | 赵磊

 



不断缩水的纸面财富


风暴突然袭来,等人们感知到时,身家和野心都已经缩水。

 

3月15日晚上,朱喻杉夫妇失眠了。躺在床上,两位互联网人背对而卧,各自看着手机,脸上都映着绿光。面对每天跌十几个点的股市,两人谁也不说话,只能沉默。“做梦都没想到会这么惨。”

 

5天前,美国证监会宣布将百济神州等五家中国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存在两年内被强制退市的风险。一时间,整个中概股风声鹤唳,开始抱团下跌。噩梦持续了好几天,3月14日,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继续扩大跌幅,距离历史最高点回撤了一多半。 

 

这是中概股“历史性”的一刻,短短一年多时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从2021年高位的市值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机构投资者、散户和持有中概股企业期权和股票的员工们,也一起从云端跌落。

 

2014年,朱喻杉夫妇以校招生的身份加入了阿里巴巴。彼时,阿里刚刚在美国上市,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新贵。在阿里,员工被分为“361梯度”:10个人里,3个优秀,6个中等,1个较差。而从P6开始,阿里就会给优秀的那部分员工发放期权,P7以上则基本都能享有。

 

朱喻杉说,到他们这个级别,年终奖一般分为两部分,现金+股票。如果绩效较好,股票能够占到一半以上。因此,中概股大跳水,大多数持有期权或限制性股票的员工都将面临“身家腰斩”的打击。“我们家的收入加上期权,可以到三四百万,但现在这个行情下,期权缩水到只能有三分之一。”



▲ 图 / 视觉中国

在互联网公司,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是一种对员工的激励手段,这种奖励往往和股价挂钩,员工只要满足条件,比如达成某种绩效,或者等待一定时间,就可以兑现这份奖励。

 

期权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员工与公司长期绑定,共同努力,把公司做大。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市的创业公司员工,期权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的代名词:创业公司九死一生,只有公司上市或公司以高价回购期权的那一刻,员工的努力才能兑现成真金白银,否则那就是一张废纸;而对于已经上市的大厂人,只要努力工作,公司股价不要下跌,期权相对更容易兑现,只是收益没有那么高,无法让人一夜暴富。

 

几天前,丈夫沮丧地对朱喻杉说:“可能没办法给小孩专门买很好的学区房了。”朱喻杉夫妇学历都很高,也一直有着鸡娃的打算,不管是读杭州最好的私立,还是出国留学,都是一年几十万的开支,按照曾经的想法,哪怕是杭州价值十几万一平米的学区房,夫妇俩也会努力去凑一凑。但现在,“只能量力而行,靠孩子自己努力了”。

 

未来收入可预期的降低,彻底改变了朱喻杉夫妇对未来的规划。“不管是孩子上学路径,还是退休时间,甚至我们买房的预算,都是根据公司给的股票和正常收入来算的。”而今,现实摆在眼前,他们都感觉,去年和前年或许就是全家收入最高的时候了。

 

唯一庆幸的是,朱喻杉急着买房和用钱,因此已经把能卖出的期权在相对高位抛售了一部分,不至于血本无归。

 

能够兑现期权已是种幸运。对史韵来说,梦想破灭得更早、更彻底一些。2021年底,史韵所在的互联网公司陷入政策带来的舆情。她在公众号上看到消息后,急忙登录公司的期权交易系统,但发现解禁时间已发生了更改,由原来的分批解禁变成了“由公司决定”。

 

随之而来的是股价大跌。相较于入职时,公司的市值蒸发了近一半。史韵安慰自己:“负面舆情是一时的,之后肯定还能涨。”然而2022年春天,她等来的是中概股的集体崩盘和公司的大裁员。原有项目组中,30%的同事离开了公司,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期权。史韵原以为手上的期权能够覆盖北京一套房的首付,如今看来,买下一个厕所都难。

 

如果从2021年因“双减”导致的教育类中概股暴跌开始算,或者从更早的蚂蚁集团中止上市算起,中国互联网的“地震”绵延已久,风向早已悄然改变,但许多人后知后觉。

 

刘伟今年33岁,2021年年初从西二旗的一家大厂跳到望京的一家大厂,当时他判断,前司盈利前景有限,而作为新东家的资深用户,看了不少财报分析,他觉得新东家更有前景。

 

前司给刘伟发了500股股票,每工作一年可以拿1/4,四年归属完毕。而跳槽后,新东家给了他3000多股,满两年可以拿1/2,三年拿3/4,四年也归属完毕。

 

当时新东家的股价大概是310港币,刘伟暗自估算,倘若这个价格维持到四年之后,自己可以拿到100万元左右。在入职的第一年里,公司股价涨到了460港币,这让刘伟更有信心了,“以后干得好,绩效考核好,一定还会给我发股票”。

 

信心伴随着收入增长。2019年下半年,刘伟在北京回龙观买了一套420万的二手房,除去家人给的支持,自己贷款了240万,按当时的收入计算,他估计自己五六年后有了小孩,把这套房子卖掉,加上存款和期权,能在清河、新北苑之类的地方置换一套七八百万的大房子。

 

刘伟还买了中概互联网基金,在2021年初,互联网公司们股价不断走高,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他非常乐观,“中概股接着涨,4年后行权,我可以拿出二套首付的”。但很快,中概互联网就开始下跌,起初他还觉得是阶段性的回调,一直跌,他就一直加仓,甚至在基金之外,他还买了快手、美团和海底捞,“像快手那段时间都跌了50%了,应该不能再跌了吧”,但市场给他上了一课。

 

这几只股票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下跌,让他匪夷所思。“我记得跌了30%的时候想着,要不就算了,监管环境这么严格,美国也一直审查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财务信息。但炒股就像德州扑克,你押了很多的筹码,就一定要等最后一张牌翻出来,你才会接受这个结果。”

 

现在,刘伟牌桌上最后一张牌翻出来了:中概互联网基金跌幅超过了62%,亏了20多万,港股亏了15万,A股亏了5万,加起来一共40多万元。



▲ 图 / 视觉中国



为梦想而努力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郭宇?”

 

郭宇曾是互联网造富浪潮的传奇人物。2012年,他从暨南大学毕业成为了程序员,进入阿里巴巴工作,2014年,他转战字节跳动。几年间,网传他在字节跳动获得了0.5-4亿的期权价值。28岁,他宣布“退休”,在日本开温泉酒店,当作家,彻底过上财务自由的生活。

 

郭宇的成名是大厂员工对财富梦想的折射。“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成为后来人回看造富运动时总结出来的铁律,尽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宇表示,“在每一个时刻我做出的决定,都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早期,互联网人并不知道期权到底意味着什么。2010年前后加入互联网行业的胡婷最早效力于携程,她记得当年来到这个行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喜欢旅游,所以去了携程。后来她去了阿里做运营,彼时阿里尚未上市,而她靠着3.75的最高绩效获得了部分期权,500股,但自己也并不重视。“财富自由”这个词在那时候并不流行,老员工们调侃笑一笑,很快就把这件事忽略过去。在期权兑现到第二年的时候,胡婷离开阿里创业。

 

不过很快,风向就变了。此后的几年里,互联网行业迅速膨胀,资本热潮迭起,创业、上市、暴富,成了一种行业主流叙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14年9月19日,伴随着阿里上市,上万人成了千万富翁;2018年,小米赴港上市,三成员工分到期权,媒体称“批量造富”,5499名员工,人均能拿到近千万人民币;2021年2月5日,快手赴港上市,根据招股书显示,有4551名快手公司员工认购5.24亿B类股份,人均持股11.5万股。按开盘价338港元计算,这些快手员工人均身家超388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3246万)。



▲ 当地时间2014年9月19日,美国纽约,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图 / 视觉中国

“前几年,钱跟不是钱似的。”某种程度上,阿里的朱喻杉夫妇已经实现了最为初步的“财富自由”,家里的电子产品、宝宝的推车,万元以内的东西,二人都不会考虑价格,闭眼入即可。朱喻杉觉得,他们比同龄人能少奋斗个10年、20年,“甚至大学里的同专业同学,可能奋斗一辈子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经济条件”。

 

期权更是“造富的神话”。朱喻杉听过很多来自老阿里人的故事,都关乎于期权——阿里上市前就是高P,上市之后直接身家过亿;拿着期权置换的钱,在杭州买了7套房;几亿资金没处花,到处投资,雇佣曾经的老板给自己赚钱……

 

形势最好的时候,朱喻杉夫妇离财富自由只有一步之遥。在那个阶段,他们已经有了后半生的部署:40岁之后就离开忙碌的互联网,她在小学门口开个甜品店,丈夫则在旁边开个小卖部。现在,“可能要55岁以后才去想这个问题了”。

 

真正的财富自由除了选择要好,更要努力。互联网如永动机一般,加速着夫妇二人的工作节奏,“只要给足钱了,那就不是卷,是自己给自己卖命,因为都是自己的期权”。由于将重心放在工作,两人的绩效都很好,在同届中,已经算拿期权较多的那一批。而这也正是大厂希望得到的效果——通过期权奖励,让员工们和公司一起“拼命奋斗”。

 

另一家风头正劲的年轻大厂也来挖过朱喻杉的丈夫,给出的“诱惑”还是股票——如果阿里给100万,他们就能给150万。一旦上市,这个数字可能就会膨胀到500万,甚至1000万。

 

史韵的公司对期权的分配同样出了名的严格。不光职级要高,部门要核心,同时需要带领项目组对公司做出“重要的贡献”。所谓“重要”,是个模糊又清晰的概念,“以往有开拓重要市场的,有开发产品获得高利润的,也有推动比较战略性的合作的”——众多标准后,一锤定音的仍是绩效和数据。

 

入职3年后,机会来了。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史韵被提名为项目经理。一名高层在会上允诺,一旦项目组做出重大业绩,公司就给予丰厚的期权奖励。

 

期权成了吊在驴前面的胡萝卜,项目组“卷”了起来。凌晨2点,组里不乏自愿留下加班的员工。在项目初期的两周,史韵带着行李直接住在了公司附近的酒店。“那时工作态度特别好,也没申请加班费,毕竟和之后的期权相比都是小钱。”

 

高压工作2个月后,一名30岁出头的男同事就因肿瘤复发进了医院。但没人想停下来,“再熬一个月就光明了”。上大学时,史韵体会过“在最后一公里放弃”的懊悔,当时因智齿发炎,史韵放弃了辩论决赛,而队友拿了冠军。这件事就像一枚钉子钉在心里,让她不能释怀。如今拿到期权,“钉子才能被拔出来些”。

 

2021年11月,项目落成半年后,史韵终于收到了心念已久的期权合同。算下来,这份期权总价约150万人民币。按照合同条款,这笔“巨款”将分3年阶梯式解禁。那时公布的期权发行价,对应着这家上市公司内部给出的上百亿估值。

 

签下协议当晚,史韵和男朋友去了一家高档餐厅庆祝。他们聊到了领证和买房,“生活充满了盼头”。此后每个工作日,史韵都会登录公司的期权交易系统。在里面,期权是一串数字,随着公司股价的不断变动,左右着史韵的心情,“越涨越兴奋”。

 

如今,这些回忆和期盼都变成了泡影。朱喻杉有朋友为了期权从上市大公司跳到独角兽,而今大部分期权变成一张白纸。鲜明的对比,让朱喻杉感到命运的曲折离奇。“十年前那部分人的故事,鼓励着我们这拨人去学习他们,跳出去找更大的机会。结果‘啪’地一下,被套牢了,我们又成为被嘲笑的那批人。”

 

史韵的买房计划也搁置了,她只能等待公司的回购。但在公司成立的近十年中,回购只发生过一次,史韵不确定,辞职和回购,哪个会来得更早一些。



▲ 在期权“诱惑”下,熬夜加班是不少互联网人的常态。图 / 视觉中国



互联网梦醒时分


几轮大跌之后,互联网人的财富梦想破灭了,一些人对中概股失去了信心,也有一些人对所在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觉得没必要继续卖命,开始平衡工作与生活。

 

王洋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中概股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把100多万元投在里面,买的股票包括B站、腾讯、携程、网易、陌陌。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他把自己的投资逻辑和产品思考结合起来,比如对于B站,他认为国内其他的视频网站比较像网飞,搞自制剧,但B站UGC氛围很强,像YouTube,“B站在这个方向没有什么竞争者”。

 

他在400多港元的时候买了B站,一边跌一边买,但等到股价跌到300多港元,王洋撑不住清仓了,“看走眼了,整个市场趋势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还算跑得快,后来B站最低跌到125港元,市值不到股价最高时的十分之一。

 

人们意识到,中概股不像从前那样简单了。一名中概股投资者告诉每日人物,此前互联网概念的股票都是可期的,“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闭着眼睛去买,都能赚钱。我对美股比较有信心,这和我们国家楼市不能坍塌是一个道理”。但现在,他意识到中概股的估值逻辑已经变了,成了博弈的一种筹码,而且互联网本身也度过了快速扩张时期,接下来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一些大厂员工也慢慢不再相信期权“神话”了。

 

2020年4月,国内最大独角兽字节跳动开启员工期权兑换计划,主要岗位员工可选择将年终奖兑换为期权,价格为126美元/股,字节的塞拉记得,在兑换之前,有媒体放出字节将要上市的消息,使得塞拉周围的大部分人都毫不犹豫选择了将年终奖“all in”期权。但不久之后,字节否认了这一消息,塞拉的同事们一片哗然。塞拉为自己只选择了60%的期权+现金方案而庆幸。

 

“我更prefer一个现金更大的公司,财富自由需要一个很超前的判断,BAT甚至快手都很大,我觉得没什么翻20、30倍的机会。”

 

一名产品经理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自己刚拿到字节的offer,年包涨幅20%,但都是期权,18薪的月薪反而降了10%。“我现在一天工作8小时,基本不加班,字节那边起码12小时,按时薪算直接对半砍,我要去了才是想不开。”

 

遥遥无期的上市让坚持做梦变得徒劳。2021年底,在某独角兽公司工作2年的贺滟等来了自己的涨薪机会。但和想象中工资卡每月多出一笔收入不同,贺滟被HR告知涨薪将以公司的期权代替。签期权合同的过程并不美妙,贺滟只感受到来自HR目光中的压力,“仿佛在说不签不许走”。看到合同的那一刻,贺滟又傻了,全英文的,Option(期权)、exercise date(行权日)、exercise price(行权价格)……稀里糊涂签下合同后,上涨的薪酬成了一串虚拟数字躺在了贺滟的期权交易系统中。

 

贺滟时常忘记这笔财富的存在。对她而言,没有真正握在手中的钱就像游戏世界中被系统定价的虚拟币,对现实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 图 / 视觉中国

但这笔“钱”终究会悄然改变些什么。贺滟父母去年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即便房价没有北上广这般高,但首付仍然花去了近80万。贺滟不仅拿出了20万的存款,还承担起3000元的月供,刚工作不久的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为了涨薪,贺滟几乎每月的考评都拿到了最优。她形容自己的灵魂都被公司抽干了:“几乎每天加班,有重大项目的时候,拿着行李袋住进公司,就感觉出了一趟国。”本想涨薪减轻压力,没想到签下了一纸期权协议,需要更努力才能兑现,“挺绝望的,卷了一年,生活压力不减反增”。

 

2021年开始,几波裁员潮闹得员工人心惶惶。公司的估值一直在起伏,和公司上市的消息一样没有定数。身边的一些同事在2021年10月的公司回购中赶紧出手了期权。正当贺滟感叹“还是现钱好”时,自己却在回购期限后签下了期权合同。

 

亏损之后,人们开始回望。在朱喻杉的朋友圈里,突然多了很多人开始研究国际政治、分析俄乌局势,写中美关系的长篇小文章,似乎每个人都想弄懂,互联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到底为什么,他们的钱就这样没了。

 

而对于朱喻杉夫妇来说,他们不再期待用期权改变命运。“如果是同样价值的期权和现金,这一次,我会选择要现金”——哪怕就在一年之前,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期权。夫妇二人的工作重心也开始偏移,他们决定寻找“更加有性价比的工作方式”,即进一步回归家庭,获得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互联网在未来也还会属于高薪行业,只不过没那么多白日梦可做。”朱喻杉说。

 

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后,中概股集体回血,涨幅从20%-40%不等。王洋已经清仓了,他不敢再买入,”谁知道会不会又跌下来“。但一些人对中概股依然狂热,在网络上,”别人恐惧我贪婪“,又一批互联网人开始抄底了。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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