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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昼:失去朋友,失去工作,她们在县城成为陪读妈妈

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珊


孤独的陪读妈妈

那些从农村到县城陪孩子读书的妈妈似乎无处不在,齐薇薇总能留意到她们的身影。她们存在于身边那些返乡的亲戚中,以往调研访谈的只言片语间,还有坊间的言谈和八卦中。

去年,她在安徽省东至县的一个村庄做暑假调研,常常听到这里的人们提到陪读妈妈。村庄凋敝,留守的老人们说,年轻人都进城了。儿子出去打工,儿媳妇就在县城陪读;一位“比较开放”的男性甚至和她分享了这样的秘闻——在县城里,寂寞的男男女女组成微信群,一夜情偶有发生,其中一些就是从农村去县城陪读的年轻妈妈。

齐薇薇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博士,常常会做一些农村社会学的调研,每年都会去往全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广东、河南、湖南、山东等等。东至县的陪读妈妈让她好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她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学者在陕西访谈陪读妈妈。讲述者供图


正值暑假,妈妈们跟着孩子回村了,齐薇薇见到了其中一位。她不到四十岁,丈夫在北京做装潢。因为大女儿转到县城读初中,她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回来做了全职的陪读妈妈,带着四岁的小女儿,母女三人单独在县城生活,日子过得节俭——家里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在了陪读的租房和生活开销上。

见到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齐薇薇得知,这是她们的常态。当农村家庭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妈妈通常是放弃工作、回来照看的一方。

“有一个妈妈就是,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天天不做作业,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你再不回来小孩儿就毁掉了’。她没办法,跑回来陪读,县城工作机会少,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

齐薇薇发现,孩子升初三,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为了确保孩子能考上高中,有机会考大学,在孩子上初三时回来陪读。”

这些妈妈和城市里的女性没什么两样。她们是80后甚至90后,许多人回乡之前,在城市里打工。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经历了一场生活状态的巨变——原本在都市里有朋友、有社交,有自己的时间。而当下,生活的时间表都围绕孩子进行。

在陪读妈妈们的描述中,一天的生活通常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中展开的。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卡着点做饭、接送孩子;放学之后,甚至会仔细观察孩子脸上的表情,随时陪在孩子身边,“有的妈妈会对孩子做特别细微的管控,比如她知道放学回家大概20分钟,如果20分钟孩子没到家,她就要跑到学校找老师了。”

齐薇薇能理解妈妈们的无奈,“其实有的妈妈严格,是因为觉得自身读书太少了,希望孩子成绩好。这样一来,小孩有很大的压力,会当面反抗、顶嘴,觉得没有自由。亲子关系也会长期紧张。”

安徽六安毛坦厂镇,陪读家长每天送饭,吃饭间隙,这位孩子会与母亲说些校园内的趣事。图/CFP


交谈中,她们脸上明显的压抑和苦闷,冲击着齐薇薇。她们倾诉着日常生活的孤独——远离村庄,为数不多的社会交往也是和一同来陪读的老乡,也仅限于偶尔打打麻将、出去逛街;她们大多没有工作,和县城普通上班族的时间是错位的,很难融入这个陌生社会,妈妈们被悬置在一个独立的时空里。

一位陪读母亲讲述着,当场流下泪来。

“她讲到自己有一次崩溃了,大半夜睡不着,就独自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陪读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背负着很大的责任。老公在外面打工,也不可能天天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

一些苦闷的情绪在棋牌室、跳广场舞的地方寻找出口。有的陪读妈妈和别人产生了感情,一旦被丈夫发现,家散了的案例也不在少数。齐薇薇觉得,县城对妈妈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人和人的连接没有那么亲密,背负的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也相对少一些。

无奈的选择

齐薇薇在湖北农村长大。在她读书的年代,去县城陪读的农村家庭还是极少数,“就一两个,可能非常有钱的家里(能负担陪读的费用)”。通常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在村里读书,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陪读妈妈的涌现,是过去十多年的现象。2001年农村开始推行“撤点并校”的政策,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2001-2012年间,全国乡村小学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村镇里的中小学越来越衰落。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孩子很难获得户籍,于是去县城读书,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在不同地域的农村调研,齐薇薇发现,陪读状况完全不同。“比如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就地城镇化,(可以满足孩子教育的需求),没有什么陪读的;广西、海南的话,有些地方家长可能没有那么重视教育,陪读的也稍微少一点”。

在中西部地区,陪读更集中。有学者2017年前往以“博士之乡”闻名的甘肃省会宁县考察,13万常住人口中,有上万名是陪读家长。他们聚居在县城中小学附近的民房中,“不希望孩子继续上一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渴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福利。

陕西商南县。陪读妈妈张昙说:“自己的家一个周末才回家一次,每次灰尘都积了一层。”图/视觉中国

齐薇薇调研的东至县集中了许多陪读妈妈,和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关。这里靠近长三角,受长三角经济带辐射的影响,服装、餐饮等一些低端产业转移过来,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的地方,总体比较重视教育。

县城里,能提供给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且大多是服务类,工资也比较低。实际上,对大多数中西部乡镇来讲,甚至连类似的工作机会都无法提供,大部分陪读妈妈是没有工作的。

在齐薇薇的眼中,这是一代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感受过城市生活,相比上一辈农民更理解和认可教育的价值;也存留着传统的底色,更重视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回来陪读。

这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大多跟不上这个数字时代了,老师通过手机和家长沟通,老人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管。村里人和齐薇薇讲过一个故事——有个老人不会辅导,小孩没完成作业,老师在家长群里当众批评,老人觉得很没面子,说这个小孩我管不了了,让父母回来陪读吧。

代际冲突不在少数。她访谈了更多村民后发现,是否选择回来陪读?妈妈们面临的外界压力比想象中更复杂。

“也有少部分妈妈是为了逃避外出打工,以留在县城陪读的名义,每天在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忘我。但更多妈妈面临着社会和孩子的压力——别人都去陪读了,你不去,亲戚朋友都会议论你;孩子看到别人妈妈陪着,也会要求妈妈回来。”

期待同样来自学校。县城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告诉她——学校肯定更希望家长回来陪读。家校之间的合作能更顺畅,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总归是有好处。

外界的期待落在这些年轻的陪读妈妈身上,加重了她们的焦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学校可以住宿,但妈妈们觉得学校里吃得不好、住得也不好,别人陪读我也要陪”。齐薇薇说。

去县城陪读,在近十年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原来是高三陪读一年,现在从初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周边的旧居民楼变得紧俏,房租连年上涨,又增加了陪读家庭的负担。

实际上,陪读母亲能给孩子的教育提供多少帮助呢?

作为研究者,齐薇薇对结果抱着悲观的态度——“绝大多数的家长陪读是没有结果的,能够起到作用是少部分。最终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的就那么几个。”同样研究陪读妈妈的学者们,前往甘肃、山西、湖北等中西部地区的乡镇调研,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她们很难改变什么,能做的只有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吃好喝好。

要如何面对一个似乎徒劳无功的结果?一位妈妈是这样描述的,“希望孩子不要变坏,能平平稳稳度过叛逆期,哪怕读个高中。我尽力就可以了。”

甘肃会宁,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家长们来到县城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图为她们互相交流毛衣织法。图/CFP

走不出的循环

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一场风险投资。当一个家庭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的教育上,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意味着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意味着“陪读失败”。

现实是残酷的,县城的教育资源有限,恐怕后者才是大多数陪读妈妈面临的结果——孩子成绩平平,或者无法考上大学。

除了需要面对挫败感,妈妈们也无法从这场投资中全身而退。“很多妈妈,等陪读结束,已经四五十岁了,基本上无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要么依赖老公,要么在县城里找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洗碗工等等。”

因为年轻人的回流,长三角低端产业转移到县城、乡镇,许多妈妈陪读之余进入工厂打工。讲述者供图


她们的遗憾藏在心底——工作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社会交往没有了,自己也没有意义了。齐薇薇也是母亲,对于人到中年,家庭和孩子教育带来的压力,她感同身受。

“总体来说,陪读妈妈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脱离家庭又脱离工作,把教育变成了单独的一块,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这些身陷其中的女性,离正常的家庭形态很远了,“生着病发着烧的时候,无法寻求丈夫的关心和呵护,还要拖着生病的身体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丈夫在外面也是一样的。这些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家庭为代价的。”

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妈妈是家庭陪读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分布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而县城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生活负担同样压在丈夫们的身上。齐薇薇在村里见到一位父亲,老婆带着孩子去县城陪读,他就在家独自种几十亩的水稻,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开支。“家里不能有任何风险,压力非常大,感觉被生活推着走”,这位中年男人这样描述。

在齐薇薇看来,家庭教育责任不断被强化的当下,学校和相关的公共教育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县域教育的规划和布局尤其重要。“为无法进城的农民办好乡镇教育,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城镇的学校要为这些孩子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最后,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学校”。

那些陪读“成功”的母亲,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在访谈对象中,齐薇薇见到了唯一一位“成功”的陪读妈妈,她的女儿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即使代价是,在中学阶段和女儿的关系长期紧张。对于她而言,“陪读很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

现在,她陪着刚上初一的儿子在县城继续陪读生活。像是落入了逃不出的循环,她也无奈——“如果不陪读,小孩发展得不好,没有考上好大学,会责怪我的是吧?我把该做的做到,结果如何,至少是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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