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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为什么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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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马主义



为什么不把人贩子全枪毙?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坏蛋都抓起来呢?

我年轻的时候,一旦遇到像丰县锁链女这种事件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就会问这个问题,那些当官的脑子难道被狗吃了,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呢?

估计不仅仅是我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可能会问,那就是政府为什么不通过严刑峻法,来杜绝整个社会的犯罪问题呢?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最初政府的思维方式,还真就和普通老百姓的差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曾经组织过三次规模庞大的严打活动,分别是1983年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年严打。

这三次严打的起因,都是因为爆发了,像丰县锁链女这种,引起了全国人民关注的恶性事件,导致了高层震怒,然后政府为了回应社会地要求,试图在短时间内,通过从重、从快、从严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来一举改善社会的治安问题。

说白了也就是采用了当今网络大V们,最爱推荐的解决方案。

第一次严打,是由于83年的“二王”事件引起的,2个东北的刑满释放人员,居然像美国电影《第一滴血》里,史泰龙演的特种兵兰博一样,凭借着偷来的枪支,四处杀人越货,竟然纵横了大半个中国,突破了公安部的层层围剿,长达七个月之久,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一时间舆论大哗。




由于迟迟抓不到二王,社会质疑政府执政能力的声音越来越大,各方面的压力之高,让邓小平同志都坐不住了,他在当年的7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北戴河讲话,质问当时的公检法,为什么就刹不住刑事犯罪这个歪风邪气?要求他们立刻开始全国性的严打。

两天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要求全国上下的公检法部门,下定决心,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部署,立刻从严,从快的开展一场全国性的严打活动。

这就是著名的八三年严打,前后整整持续了三年半,也是后来最备受质疑的一场社会整治运动,虽然这次严打在人权和法律程序上充满了瑕疵,但它完全符合当今网络上,大家最期望的结果,那就是三个字、“杀”、“杀”、“杀”。

第二次严打,是因为一九九六年,北京接连发生了两桩惊天大案,先是在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沛瑶,在家里被执勤的武警张金龙杀害,引起了举国震惊。



因为这是自从建国以来,唯一一个死于刑事犯罪的最高层政治领导。

就在大家还对此事惊愕不已的时候,二月八日,两个持枪的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工商银行北京甘水桥分理处,抢走现金一百一十六万元,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随后在当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纷纷就此事向政府上书,要求再次开展严打,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

在党中央的直接部署和指挥之下,各地党政军一把手亲自挂帅,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活动。

第三次严打,是因为石家庄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引起的,2001年3月16日,一个叫做靳如超的反社会分子,在当天的凌晨5点,接连制造了四起爆炸事件,炸死了108人,炸伤38人,令整个社会触目惊心。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互联网初期,网络让整个社会都对此事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声浪之大,让政府觉得必须回应,为了对网民们做出一个交代,于是政府组织了第3次全国性的严打。

那么这三次严打的效果如何呢?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不少人认为是一败涂地。

虽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但无可否认的是,结果确实令人失望,完全没有达到预期。

一九八三年的严打,手法是最符合当今大多数网民所期待的方式,堪称罪犯头颅的收割机,在为期三年半的严打过程中,共破获刑事罪案164.7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9万个。

严打在执行期间的效果还是显著的,83年的刑事犯罪是61万起,严打开始后的84年降到51万起,85年和86年都是54万起,87年是57万起。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严打刚一结束,88年的刑事犯罪数,马上上升到82万起,89年更是翻了一番,达到197万起,社会的治安环境,比严打之前变得还要严峻。
(资料来源: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一九九六年的严打,全国法院共审理结案57万起,比上年上升了14.9%,抓获犯罪分子32万人,其中有26万人,被判处了死刑、无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打击力度非常之大。
(资料来源:衣家齐,姚华,《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但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严打仅仅让1997年的犯罪数,从1996年的166万起,降到了161万起,严打结束后的一九九八年,犯罪数迅速上涨,达到了198万起,1999年更是直接上升到224万起。
(资料来源: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2001年的严打,从表面上看,也是成绩斐然的,审结刑事案件34万件,黑社会案件350件,判处了15万名犯罪分子,死刑、无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
(资料来源:2002年3月11日,肖杨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可是接下来,大家就直接傻眼了,三次严打之后,犯罪率依然是一路飙升,到了2009年,按照中国社科院2010年颁布的《法治蓝皮书》里的报告,仅仅到2009年的10月,当年全国刑事立案530万件,治安案件990万件,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国长期以来,一旦开始所谓的严打,那就是对犯罪分子绝不留情,可杀可不杀的,一定要杀;可判可不判的,必须要判。
(资料来源:王伟,《严打政策的理性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这不就是网上的大V们,一天到晚心心念念推荐的解决方案吗?怎么会一点也不灵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期以来,大家只关心对犯罪的惩处,不关心犯罪的成因,治标不治本,最后等于白忙活一场。

有很多人可能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犯罪还有什么原因,不就是人坏吗?

所以前两天,我写文章指出,中国拐卖妇女问题的关键,在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拐卖妇女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杜绝。

没想到文章一出,很多人马上就留言来批评我,说我混淆是非,没抓住重点,在他们看来,这件事的关键,就是徐州的人坏,丰县的官坏,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都抓起来,杀一儆百,然后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你看,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和我们国家以前搞严打的想法,是完全如出一辙的,都是把这个世界看得非常简单,觉得无非就是出了几个坏人呗,我把他们全都抓光杀光,难道天下还会不太平吗?

因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之下,从1983年折腾到2001年,大的严打搞了三次,小的不计其数,折腾了半天,把犯罪数从一年50多万件,直接折腾到了一年500多万件。

事实证明,这种只想把世界简化成好人和坏人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必须要去研究,坏人是怎么炼成的,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坏人们就会像小强一样,变得越来越多。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暴力刑事犯罪率这么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事实上是政府汲取了以前的经验,不再简单的光是去打,而是靠打和治两手抓。

2012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通过两个手段,外加一个意外因素,以及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最后终于实现了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

在讨论这些成功的经验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搞明白,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2年为止,我国的暴力犯罪为什么会持续增长?

其实这里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民工在进城过程中,由于巨大的心理反差,导致了急功近利,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失败,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

就像大部分男人看王思聪都不顺眼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突然一下接触到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再摸一摸自己囊中羞涩的钱包,很多人的心态一下子就会失衡,这是这个阶段犯罪率之所以高发,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犯罪高发的原因,就是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又不愿意再回到落后的乡村,最后为生活所逼,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是加强防,用现代化的手段监控整个城市,提高警察的反应速度,把犯罪萌芽消灭在发生的初期。

政府通过两个方法实现了这个目的,一个是加强110系统,提高了出警速度,第二个就是著名的天眼工程,无死角的监控整个城市,让大部分犯罪分子无路可逃。

第二个就是扶贫工程,要解决社会上的那些失败者的温饱问题,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至少有口饭吃,如果想重回乡村生活,也不至于反差太大。

接下来还有一个意外原因,那就是移动支付的发明,让绝大多数的街头犯罪,变得无利可图。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最后都在城里站住了脚,其中不少人甚至实现了买房买车,安家落户,变成了城市人口。

这就给其他农民工树立了一个典型,让他们相信,勤劳可以致富,即使不走歪门邪道,一样可以实现人生的成功。

而且还有一点,可能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随着法治建设的越来越完善,我国对犯罪的处罚事实上是变轻了的,提高了很多罪行的入刑标准,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上,改成了少杀慎杀,让社会变得更加文明。

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犯罪率终于实现了直线下降。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严刑峻法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找到了犯罪问题的根源,拔除了病根,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就像在这场对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最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严打,而是社会的综合治理,还有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可惜的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并不喜欢这种冷静的思考方式,慢吞吞的解决办法,总喜欢一种热热闹闹的“青天大老爷”的模式。

那就是一旦地方上出了事情,原因一定是因为地方官是个坏蛋,然后大家就一起去上京告御状,最后请来了青天大老爷,摆出了虎头铡,把贪官们的脑袋全都挂到城门口,然后上上下下就全都开心了。

至于当地为什么会出这个事情,地方官为什么解决不了,或者不去解决,这背后的原因到底何在?下一个官员来了,到底还会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这些真正的技术活,反而没人关心了。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提醒所有的人,那些在这次事件里,只关心调查组到底抓了几个坏蛋,杀了几个贪官的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正义凛然,其实都是看热闹的心态。

只有那些真正的愿意问一问,发生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将来政府有没有解决办法的人,才是真正想务实的人。

只有每一个监督者的素质提高了,认知提高了,那官员们就不能简单的通过“青天大老爷”式的作秀办法,把这个事糊弄过去。

一个能延续多年,遍及全国的问题,绝不可能是简单的人好人坏造成的,更不可能是一两个地方官所导致的,不把这背后的原因解释清楚,就找不出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无法避免下一个锁链女的出现,这才是上上下下应该关注的焦点。

好了,文章就写到这里,祝女同志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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