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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饼饼:解救被拐卖受害者,是反拐第一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日,公安部宣布将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卜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自2002年介入反拐研究以来,卜卫与全国妇联部、公安部以及国际组织合作,蹲点过人口拐卖最严重的劳务市场、访谈被解救的被拐妇女、在城乡流动人口等高风险人群中进行反拐宣传教育。
她告诉本刊,专项行动能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买卖双方,同时推动处理人口拐卖积案。但解救受害者只是全面反拐的第一步,还要做好紧急救助,帮助被拐卖者恢复身份、身心康复、获得法律救助和补偿,直至重新融入社会。




口述 | 卜卫

记者|吴淑斌

 高风险人群 

反拐是中国发展中的大问题,是人权问题,是性别平等和儿童权利问题,也是中国人口是否能安全流动的问题。
《刑法》中对拐卖的传统理解包括“强迫(女性)为妻;拐骗、贩卖和绑架婴儿”。但拐卖的形式自80年代以来就有了较大变化,比如从拐卖女性为人妻到拐卖为性服务者,或从拐卖儿童为人子到工厂或家庭的童工等。9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拐卖和跨境拐卖等。拐卖的定义已经由传统的“拐卖妇女儿童”话语,更新为“人口拐卖”或“人口贩运”,只要是以强迫、欺骗或利用受害者的脆弱处境来控制受害者,以达到剥削的目的,都是人口拐卖。不止女性会被拐卖,男性也可能被拐卖、贩运成为劳动力。

《找到你》剧照

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打拐活动一般是以公安部门为主,妇联来帮忙救助。因为被拐卖的对象里,大量仍是妇女儿童,我一般用“幸存者”或者“受害者”来称呼他们。
现在网上经常有一种说法,“女大学生与拐卖之前只隔了一闷棍的距离”。实际上,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不是被拐卖的高风险人群——虽然也有可能,这种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发生,因为被拐者的前后生活对比太强烈,很容易成为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的题材,大家就印象深刻了。其实,我们在以往的研究里已经辨别出几种高风险人群,他们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留守儿童、跟着父母外出打工的流动儿童、外出务工的妇女、低文化水平人群、残障人士等等。
比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劳务市场就是一个拐卖猖獗的地方。有许多农村出来的妇女在这里找工作,她们没出过远门、文化水平低,很多小学都没毕业,是典型的高风险人群。
2002年,我曾经在四川的一个劳务市场蹲点过,和许多找工作的女孩子聊天。劳务市场分男工区和女工区,男工区的求职者会在面前摆一张纸,写着自己有哪些技能,比如瓦工、水泥工等。女工区的妇女一般就不摆,有的人不会写字,大部分人没什么特别技能,就是到别人家里做家务工。

《盲山》剧照

劳务市场的墙上写了很多很多标语,比如“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管理方还拍了好多照片挂在墙上,都是提醒大伙,被拐卖后的生活有多惨,有时甚至会直接把人贩子的照片挂出来。但用处不大,找工作的女孩们根本不会去看,因为她们觉得不能解决她们当下的问题。她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急需找到工作。她们从外地来这里找工作,身上一共就50块钱,每天需要5块钱:3块钱吃饭,2块钱住宿——住宿的地方特别拥挤,上下铺,一个床挨着一个床挨一个,门只能开一个小缝。她们必须在10天之内找到工作,否则连回去的路费都没了。
虽然不看墙上的宣传,但她们很聪明,有自己辨别人贩子的一套办法。她们告诉我,可以凭经验看,人贩子的特征一般有几个:这个人戴墨镜,掩饰自己的容貌;他会开出高工资,比一般行业、一般工作的工资高得多,还包吃住;他们专找高个子的漂亮女孩说话,因为这些女孩能卖个好价钱。你要是动心了,跟他走了,会被带上一辆面包车。上了面包车,人立刻就被控制了。

另外,留守的孩子或是跟着父母外出打工的流动儿童也是高风险人群。曾经有一个人贩子说过,他们认为,喜欢在酒吧、溜冰场、网吧玩的孩子,或是喜欢钱的孩子都好骗,因为他们不听家里话,和家人交流得少。人贩子就专门物色这些女孩,比如利用带她们出去玩的借口,或者是谈恋爱的借口,玩着玩着就把她们卖了。

 被拐之后 

妇女被拐卖后的生存情况很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案子,从惨烈程度上可以说是极端个案。被拐卖后,经历囚禁、性侵害、暴力、强迫生育的人不在少数。也有许多表面上看不那么惨烈的案例,有的人是主动逃出来的,有的人过了很多年由“丈夫”帮着寻家,有的人甚至自愿留在了当地——当然,这不可能是她们自由的选择。但无论是否惨烈,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受害者的人权侵犯,国家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受害者补偿和救助。
我曾经到一个被拐卖妇女的家里做过访问。她是从山区被拐到了另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平原地带,那位妇女见到我很紧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带我走。我是被带来嫁人的,不是被拐卖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熟人“带出来嫁人”的。在她们老家,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妇女的生活条件不好,家庭地位也低。她到了这里,觉得生活好了,天天有白面吃,而且女人不用下地,不用出去打工,就在家做饭、照顾老人。

“带出来跟人结婚”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比如中间人收了2000块钱,这笔钱是所谓的介绍费,还是卖了一个妇女的钱?不过,被拐卖妇女会以自己的方式定义拐卖,在心里做一个平衡——综合考虑“丈夫”的条件、家里的生活水平、自己生活出路等,如果“丈夫”和“婆家”似乎对她还不错,很多人也就认命了。不过,买方所谓的条件不错,也都是当地最穷的人家,只有实在娶不到媳妇的人才去买卖妇女。挺纠结的,说到底都是穷人之间的事。
不认命的人就会选择逃跑。我接触过的被拐妇女大部分人有逃跑、挨打的经历,最极端的一个案例,这个妇女被囚禁了近二十年,孩子长大了,买家才放松了看管,最后她得以逃出来。我访问过另一个妇女,她不识字,但是很聪明,把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小纸条缝在了内衣里。当时,她被人以打工赚钱的名义骗到广东,发现自己被拐卖之后,她求助邻居,让邻居帮忙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有人过来把她接走了。有挺多被拐妇女会遇到好心人帮忙,打电话、写信或者报警。
那时候,反拐宣传做得还不够,有的人报警甚至说不出“拐卖”这个词。有一个女孩子被拐卖时还不到二十岁,她找机会打了报警电话——到处都贴着“有困难找民警”的标语——第一次她说的是“我家里人欺负我”,警察就没管。第二次,她报警说被拐卖了,警察当场过去把她解救出来了。她为什么会说“拐卖”了?是因为她在买方家里经常看《宝贝回家》这个寻亲节目,看完发现“我的经历不也是这样吗?”才知道了自己经历的事情原来就叫“拐卖”。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反拐宣传的力度,得让人们知道什么行为是“拐卖”,这是违法的。

解救妇女的难度也各有不同。在宗族势力占上风的村落,家家利益相互连着,村民帮着掩护。村里的妇女,即使自己也是女人,还是会帮忙看管被拐来的外地妇女。公安干警解救人很不容易,十几年前警车的配置很差,爬山路都够呛,他们大老远跑过去,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和村里人周旋,最后才能把妇女带出来。好说好散的解救也有,比如买方花了2000块钱买媳妇,家里人补偿给买家2000块钱,很轻松把人带走了。当然这些就不会变成影视剧的题材。

 全面反拐 

现在新发的拐卖妇女案子越来越少了,很多案子都是积案。这和农村发展、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关系。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外出务工的人大多数文化水平低,可能从来没有出过村子,说“嫁个能让你吃饱饭的好人家”就能带走了一个女孩。现在没那么容易了,80后、90后是受过教育的,她们懂得更多,见过世面,知道怎么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生活。
公安部门的几次专项行动也很有效果。2008年全国妇联与公安部曾共同下发了《关于建立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妇女儿童和被解救妇女儿童信息通报机制的通知》,并投入资源进行排查工作。这次排查力度很大,深入到各家各户,去查来历不明的人口情况。专项行动是一种表态,对于积案,不能就这么搁着了,大排查会对人贩子和买家有很强的威慑力。

《喊山》剧照
我们也一直在做预防拐卖的宣传教育。这种传播不是漫无目的地写一个大标语。我们要辨别高风险人群,针对他们的需求来做传播,比如在劳务市场贴那么多广告,就是针对性的投放。
目前农村还是最薄弱环节,我们就到农村去,给大龄女童做性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反拐教育、抗击艾滋病教育。全国妇联有一个项目,专门教给农村女孩子的生存、工作技能,帮她们对接城市里的就业机会,让村里的女孩子到喜来登酒店这种大企业里工作——相比于不正规的小作坊,这对她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另外,从2004年起,国家层面的战略也从“打拐”转变到了“全面反拐”。“反拐”包括预防、打击拐卖、解救、受害者康复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等过程,2007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这意味着我国将人口拐卖纳入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一时的或单方的“专项行动”。
以前我们总是说“打拐”,好像把重点放在了“解救”环节。要注意,解救不是终点,而是反拐的起点。我在研究时发现,以往的报道常常集中于打击和解救,但受害人被救助之后的身心康复、如何重新融入社会的信息几乎是空白。

其实,有很多被解救妇女不愿意回家去,是她们没有选择,回不去了。在原来的村子里,她已经被污名化,老家的人觉得你是不干净的,嫁不出去了——这种想法很愚昧,但根深蒂固。后来,有些公安干警会去回访被解救的妇女。这种家访很重要,被解救的妇女回村后抬不起头来,但如果公安或者北京老是有人去看她们,也是一种信号,会让村里人知道“她们不是做错事的人”。
今年以来,人口拐卖议题一直强烈冲击着我。我最想说的是:要紧急救助!要重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害者被解救只是第一步,只有全面支持,才能确保幸存者得到真正的解救。
全面支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为幸存者提供身心康复的援助,包括基本医疗服务、治疗服务、心理援助、语言和翻译服务。第二,通过调查取证尽快为幸存者恢复身份,并提供司法保护、法律援助和赔偿等。许多人被拐卖后可能办理了结婚证,要解除涉及拐卖的婚姻关系、重新办理户口。如果带走孩子,也要办理孩子的出生证明。第三,地方政府要在保障幸存者安全的环境中,尊重幸存者的意愿和选择。或者帮助幸存者回归原生家庭和社区,或者选择在原地或他乡从新生活,同时协助他们就业或创业。第四,在获得专业支持和符合伦理的基础上,鼓励幸存者发声,但一定要保护幸存者的隐私。现在网上“铁链女”“八孩女”这些标签,以及公开传播的照片,都是对幸存者的二次伤害。第五,对残障情况严重或身体状况不能独立生活的受害者,建议在农村发展兜底保护的国家监护制度。

拐卖有一系列复杂的情形。我们做反拐研究时,既要重视个案,也要跳出个案去检查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受害者为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她们的各种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社会在哪个环节提供的支持还不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从系统层面减少人口拐卖。真正的解救是帮助受害者恢复身份、身心康复、获得法律救助和补偿,直至她们重新融入社会并能有尊严地自主发声。否则,只是形式上的解救,她们还会重新沦入各种社会风险中。












排版:然宁 /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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