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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思:中国大片还得靠香港导演撑多久?

文 | 刘梦龙

看完水门桥,确实有些话想和大家谈一谈。水门桥本身讲的就是一个悲壮,乃至压抑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三炸水门桥,参战部队尽了最大努力,终究美国人还是依靠强大的工业力撤走了。九兵团长津湖一战未收全功,这是历史的遗憾。

整个故事在这样的基调下,描写广大指战员的牺牲,表现了我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敌人的尸横遍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强调保家卫国这个主旋律,相比上一部,这一部由徐克主刀,故事显然流畅了许多。无论场面,故事,宣传的效果,应该说,确实是及格了。

当然,遗憾乃至缺点还是不少。靠香港导演救场,拍革命历史题材终究隔了一层,所以兄弟多,同志少,水门桥更多是合格的主旋律动作片。这也是不少人会把这部电影和能文能武李延年拿来对比的地方。《李延年》作为单元剧,其实不适合拿来和商业院线大片对比,当代流行的商业大片不是这个路数。但不能否认这部剧是继承发扬旧传统的新杰作。《李延年》考实,真切,反应时代的风貌,让人觉得先辈们真实又伟大,是革命军人而不是超人英雄。《水门桥》是很合格的商业大作,但在文戏上确实有不足,武戏上有夸张,这是香港动作片导演本身的局限性。

随着长津湖的破冰与成功,这类题材未来的市场是可以预期的,但由香港动作片导演来打这个开头炮,主导相对严肃的战争题材,也势必为日后此类题材创作的人物超人化,故事夸张化埋下了隐患。尤其是水门桥这个题材,还是对真实历史的再创造,艺术演绎的成分比较重。另一面,这部片子极度铺展渲染了战争的恐怖血腥,但要说他求真写实也不对,主要还是为了追求视觉刺激,更多是导演风格和动作片的惯性所致,实际上不适合较低年龄观众的观影。而作为一部春节档的主旋律电影,本应该是考虑到这个层面的。这些问题都有,但我们还是要承认,这就是国内现阶段,各方力量妥协之后,所能拿出最好的干粮了。

现在是很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中国的高速成长,一系列国内外的激烈冲突,尤其是疫情以来的中外对比,人民群众对共和国,对先烈的朴素认同与爱国情怀、民族自信的不断增长,渴望文化市场满足这种需求。而疫情以来的特殊环境,又在不断推高我国的电影票房,现在已经是特殊形势下的世界第一票房市场了。相应的,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很丰富,本身极富传奇色彩,就像李延年的故事一样,按历史一模一样拍出来,比电影传奇多了。

但另一面,是我们文化宣传领域,拿不出足量又合格的作品来满足这个需求。明明市场需求旺盛,原材料充裕,但长期供应紧缺,这是不合理的。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近十年来,在革命历史题材商业大片,最有精气神的作品居然都来自徐克,先是智取威虎山,然后是水门桥。

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止徐克,这些年大部分主旋律大片,不管是口碑好的如《红海行动》,中等的《中国机长》,口碑不太理想的《攀登者》、《建军大业》等,大部分这类片子仍然是靠香港电影操刀。

徐克很敬业,也确实可靠,甚至比某些热衷埋雷的内地电影人立场还端正,但这种主旋律题材,内地居然无可用之兵,要一直靠老一代港导救场,实在应该得到正视。

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的影视文化界,一直成分比较复杂,有少量自己培养的亲儿子,也有很大接收的成分。新中国对文艺界的改造,尤其是影视作品,当年批《武训传》那会儿就在强调了。现在看对《武训传》的批判有点求全责备,乃至过度发挥,但它的核心是在强调社会主义下的新导向,新价值观,干脆说就是一个新法统,也说明很早就出现了新瓶旧酒的矛盾。

过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电影界集中力量出了一些叫好又叫座的革命历史题材精品。但电影这种工业化的艺术形式,不能只靠少量精品弯道超车,就像样板戏是戏曲艺术的高峰,可也不能充分满足大众的需求。尤其是追求商业化的过程中,比较落后的中国要学外国,特别是西方,没什么奇怪的,有其必然性。我们面临一个相对窘迫的环境,改开前的老路线,改开后难以为继,而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美国为代表西方优势文化的横扫全球,于是,长期找不到那个我。

长期以来,评价中国电影优秀与否的最高标准,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外国,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问题也不只是中国,可以算时代所限。习惯了以外国评价为导向,最终就会在国内市场已经开始发育的情况下,还出现《长城》这样不中不西,其实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东方主义电影。这当然有问题,但另一面,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的商业发育不良,是个更重要问题。很长时间里,大荧幕卖座的商业片,那是属于好莱坞和香港的,而不是国内作品,很多作品制造出来,不是奔着市场需求去的。

影视界的评价标准里,商业成分没有想得那么重,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从得奖的小艺术圈子,转到适应市场需求的大艺术圈子里去,不能很好适应中国国内电影市场这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与需求变化。而影视圈的不少人,不但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反而试图靠资本运作,搞强买强卖,乃至票房诈骗,没有把重心放在生产上,把影视作品当金融工具,无疑又加重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影视产品生产,确实有问题。中国的不少电影人,是存在能力的问题,这比立场的问题还更严重。本身驾驭合格的商业电影,兼顾艺术的探索和商业的成功,掌握技术的前沿,这种工业化电影的能力,是过去西方的专长,也是我国过去所缺乏的。所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新生代才算翻了一个新篇章,但这样的新生代还很少,凤毛麟角。而过去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电影人,功成名就后故步自封,对观众的需求不重视,试图保持原来那种上对下的节奏,并在小圈子里彼此呼应,这种不适应乃至逆市场规律的行为,也造成了不少问题。

总的看,中国文化产业,堪用的主力由于长期的落后,加上圈子封闭,确实不多,有待于新生代的成长壮大。至于像战争片,如此复杂又多年生疏的电影类型,面对迫切的需求,如今赶鸭子上架,又要出效果,又要争盈利,求稳又求好,也只能拍动作片,甚至动作大片还要靠外援救场,本质上说,确实存在无人能担大任的困境。这种情形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中国电影国内市场在猛烈生长期一直存在的脱节断代情形,要靠时间和世代交替来弥补。普通电影是这样,更不用说爱国主义乃至革命历史题材这种有鲜明立场的题材,很多老将是惯性的回避,乃至存在立场的不同。

倒是近些年来,在票房不断创新高的同时,一个明显的现象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好片差片的市场反应越来越两级,观众的口味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尤其是过去不被看好的爱国主义题材,确实是出了一些精品,观众绝非单纯冲着热情埋单。从前,我们一说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人往下三路带,好像群众只喜欢这个,把艺术和群众追求分离开。现在的市场需求,明白的说,当代人民群众就是有相对高尚,正当的追求,他们反而指责其天真,暴戾,不服从自己的指挥棒。

说到底,有些人是试图把艺术局限于所谓士大夫之中,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不断进步,有自己的思考与追求,已经打破了过去少数人对艺术也好,对意识形态也好的垄断。而这对我们的文化市场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实,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疫情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止是物质层面也是精神层面的。水门桥是一部十分压抑的电影,能为当代人接受,除了对先烈的感怀,不少人也是以一种哀兵的心态影射到当代的对外斗争中去的。在对抗内外重压的坚持中,当代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一种社会心态的转变,逐渐抛弃了对西方的畏惧仰视,这和新中国之初是一样的。这种变化是深远的。这种剧烈上升期的社会转变,正真切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代。这种变化,大家都要去适应。

包括像《长津湖》《水门桥》这样的作品,不完美,但它的不完美,恰恰在反应一个新时代的笨拙转型。未来的变化,绝不只是拍更多同类型题材,解锁更多过去的禁忌领域那么简单。最终要满足的是人民群众更加自信,更加进步的文化需求。这不是单纯的商业化的问题,旧的体系已经难以为继,各种条件正在逐步具备,所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来自各个领域,如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大变革,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新旧文化的分界线。之前和之后的差异,也许就和东京奥运和北京冬奥的区别差不多。

内在的动力是如此强大,工业力最终会变成影响力,中国迟早能拍出产生文化输出的成熟商业大片,但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几十年前围绕《武训传》所发生的争论,徐克提供的产品很好了,但还很不够,量变最终要走向质变。这条路很长,但也可能走的很快,历史的转折,往往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从结束港导救场的尴尬,再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电影工业何时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叙事。相比高票房,什么时候能真正反应并满足这个时代风貌与需求,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呼唤,并值得期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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