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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千里之外的老爸,今年冬天会不会和我一样”|世界来信



这是“Letters from the World”第三期。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闯入,又让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的生活,似乎已成为过去两年的主旋律。

在本周的来信中,许多人也正身处于这种“不确定”之中,刚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正面对一个陌生的群体。有的人用“理解”连接了当下,也有人试图唤回更熟悉的一切……



阿雀

from 伯克利,美国

伯克利周围治安出了名的差,尤其是流浪汉搭帐篷聚居的People’s Park附近,我每次在路上看到自言自语的人和破烂的手推车,总要立刻躲避到马路对面。

开学日,校门被抗议的学生堵住了,他们拿着支持People’s Park流浪汉的大牌子,抗议学校要把那片土地开发成宿舍、驱逐流浪汉。我看到醒目的标牌,带着三分新奇,七分烦闷地给国内同学拍视频,抱怨抗议者没考虑过流浪汉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潜在危险,抱怨他们的队列挡住了我期待已久的开学日校门。

学期中,我所在的志愿者社团受到一座教堂的邀请,去庭院里帮他们发放救济。平日最惧怕的流浪汉的我,就这样拎着一袋袋土豆和他们打了照面。

教堂旁边帐篷里的流浪汉最早来领罐头,他把打结的白头发扎在颇有嬉皮士风格的彩色方巾里,抱着一罐罐南瓜,用下巴指向路边的鸽子。他告诉我那只鸽子上一周受伤了,飞不起来,总被路过的其他动物欺负,所以现在羽毛才乱蓬蓬的有些吓人。

他叫我不要被鸽子看似疯癫的转圈举动吓到,说它好着呢,它只是在跳舞。他把罐头堆到手推车里,一只明显得了皮肤病的小狗从罐头堆里探出头。不一会儿竟然又有一只长尾巴负鼠从他袖子里钻出来,他和负鼠聊天,得意洋洋地说他又拿来吃的了。接着他把手推车停好,从帐篷里拿出扫帚,开始一遍一遍地在教堂门口的街道上徘徊。

我发现他们都出乎意料的礼貌。问好之后,会让我这里拿一盒麦片、那里拿一罐番茄,但不要土豆和苹果,只说自己没有水没有火,还不如把这些新鲜食材留给其他人。

那天,在负鼠、流浪汉、鸽子和围绕着他们的灰尘面前,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不清楚任何背景故事的情况下,会觉得惧怕、甚至厌恶流浪汉?

我们离开的时候,带着负鼠的流浪汉已经清扫完了街道,在看那只不能飞的鸽子跳舞。看着看着,他也跟着跳起来,最后朝着我们的方向以四小天鹅的芭蕾姿势做了谢幕。


Emily

from 香港,中国

香港上空昨天出现了不明飞行物,大家纷纷猜测不明飞行物是什么,我上网看新闻时,读到一条评论说:那是无法通关的香港灵魂,即“通关搁浅”——”Tongguan stranding”。

这句话太痛了,只因我也是之一。还记得2020年1月,还有两三天就要回家过年的我,收到了父母的信息,让我为安全着想,别回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一直回不了家。

疫情前,我基本每周去一次深圳,下馆子、看电影、唱k、做spa……深刻贯彻了“工作在香港,生活在深圳”的方针。

疫情爆发后,港府宣布要闭关到2020年5月,那时我还觉得怎么可能到5月都不开关?之后通关日期延迟到6月、7月、8月、12月……直到第二年12月都没有开关。

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热爱在外闯荡,这一年却越来越想家。时常做梦梦见和家人团聚。今年8月妈妈生病、11月爷爷骨折住院,我却都没办法回去陪在他们身边。

我身边认识的人和朋友们,有人因为一直开不了关,只能在香港办结婚仪式,身在内地的父母亲友都无法赶来见证;有人父亲去世,等回到内地隔离结束,父亲已经下葬了。

我有内地的朋友支持不要通关,她认为不应为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不顾及大部分人。在疫情爆发的头一年,我也支持严防关口,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看不到疫情的尽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小部分人”的牺牲,要持续到何时。


雨凝

from 纽约,美国

来纽约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中国人。但曼哈顿没有遛弯的大爷,没有早点摊儿,也没有唾手可得的热水,我的中国魂连着中国胃无处寄托,只能靠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带有中国烙印的东西支撑在这里生活,比如著名华人线上超市亚米网,比如走四条大道也要去买的桂花味香水,也比如一盆清香的茉莉花。

在初中时,我曾参加过学校的游学项目。美国的住家妈妈不知用什么洗了我的衣服,香味能留好几天。那是一种我在中国从未闻到过的香味,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那种香味当作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标志;在纽约用这里的洗衣液洗了一次衣服后,我再次印证了我推测的正确性:美国闻起来就是这样。

我却不能在这个味道里呆久。这太美国了,太浓烈了,我需要一些东西唤回嗅觉。

我想到了那盆街角的茉莉。刚来第一个月,我便在唐人街看中了花店里的茉莉,但买花一事一拖便拖到了十月中,再次登门,店主有些无语:“茉莉早败了!”

我只好买回去了一盆店主嘴里说“好养活”的绿箩。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陆陆续续买了小雏菊,还有一小盆发财树。这发财树虽是中国特产,但省事儿的美国人在标签上叮嘱:“养花小妙招:每周三次,一次两块冰块。”

我按照这个美国小妙招养了几天,总觉得不保险,还是换回了中国普通浇水的法子。一眨眼,养花已经过了两个月,那盆小雏菊在我的“照料”下随时都要魂归尘土,但绿箩和发财树却长得茂盛,大有还能绿到我离开纽约的架势。

中国老爸多好种花,我爸也不例外,阳台上总是摆着几盆。可惜他实操不过硬,花总是被他养得稀稀拉拉,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又总爱显摆,我离开家在外地读大学的第一年冬天,他特意发来一张花的照片:“看爸爸新种的花,等你回来就全开了。”

也不知道八千里外的老爸,今年冬天会不会和我一样,又养死养活了几盆花。


夏安

from 哥德堡,瑞典

这是我在瑞典读博的第三年,这次回来读博,和十年前来读研究生的感觉很不一样。

十年前小组作业时候,瑞典同学问我,你是不是国内特权人群,所以才能申请护照和签证出来读书?现在我还能回想起自己当时震惊的心情。还有一次上运营管理课,老师拿瑞士手表和中国手表做比较举例,在老师说到“中国手表便宜,但是七天就坏了”时,大家哄堂大笑。我很愤怒,却不敢站起来反驳。因为他是老师,也怕自己英语不好辩不过他,更心虚他说的可能就是对的。

如今好像我的心态也放开了些,或许也是环境变化了。如果回到当初,我可能会怼他,因为你只愿意花这么多钱。如果你愿意花瑞士手表的钱,你也能买到很好的中国手表。

但现在的课堂也不会这样举例了,至少我所参与过的可持续论坛、讨论会和课堂,听到更多的是中国速度,和中国在环保上作出的努力。一次和剑桥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同桌那位谦逊认真听我发言的白发教授,是剑桥可持续制造发展学院的院长,名下全是中国的博士生。他说,他看到中国在环保上的努力和决心,也相信,要想达到2030可持续目标,只有这样的魄力才能达到。


Trish

from 香港,中国

大概从年初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全民追星的状态,就算是不沉迷偶像的人,大多也不抗拒谈论和见证这个热潮。大家追的是MIRROR,一个12人的男子组合,成员都是在三年前参加同一个真人秀选秀节目《全民造星》出道。大众最初对他们不以为然,后来社会发生了不少变化,加上疫情夹击,长期低迷的气氛下,反而为他们累积下不可思议的人气。

主要成员姜涛生日时,粉丝们于铜锣湾一处街道的楼房、车站放置多个广告牌,主题电车定时驶过,铜锣湾也变成“姜涛湾”;另一成员卢瀚霆生日时,甚至有粉丝租下邮轮的LED灯箱送上惊喜,晚上邮轮驶经维港,粉红色的祝福字语非常抢眼。

从我记事以来都没看到过有那么密集、有创意的偶像应援活动。商家自然也想利用MIRROR增加曝光,铺天盖地的代言和广告也在推波助澜。

不同于90年代四大天王的当红时期,今天网络是个重要的元素,MIRROR所属公司、粉丝团、商家都十分会利用网络制造话题,就连由一众因为伴侣沉迷追星而被迫成为“前夫”的苦主们所建立的群组,都在瞬间走红。无论是经济学、传播学还是社会学的学者都尝试解读这些现象,有趣的是连讲座又是爆满。

为什么大家喜欢MIRROR?最常见的解释是,他们是香港长期低迷的氛围下,一个触手可及的出口。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冯应谦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说道,这个组合让香港年轻人重拾纯真,放下所谓的社会大事。

成团之初,MIRROR风格是有点韩团的影子,不过因为疫情阻隔,他们不急于到外地发展,唱的也主要是广东歌,令人感觉十分“同声同气”,一直陪伴着香港人。

很多人即使不是狂热粉丝,也很乐意去顺应这股热潮。不过也有人会对此感到烦厌,而我就认为大家压抑太久了,好不容易有些放松开怀的时间,暂时没必要也没力气去批判,大家追追星调剂一下也不是坏事,毕竟现实生活还有太多困难要面对。


兰路虎

from 芝加哥,美国

这是我来芝加哥的第三个月,之前在加拿大一个小岛上生活,四周被大山大海环绕。加拿大人很平和,维多利亚的气候也非常好,街道也特别干净。

来美国后,发现芝加哥街上随处可以闻到尿骚味,垃圾味和汽车的尾气,还有疯疯癫癫的人朝你大喊大叫。四处林立的高楼逼的我喘不过气来,我对芝加哥的第一印象是很差的。

前些日子芝加哥大学内还发生了枪击,击中了一名中国留学生的胸膛。芝加哥的南部经常发生枪击,已经见怪不怪了。芝加哥南部和北部有极大的差别,南部大部分都是黑人,北部大部分都是白人。南边有种族隔离,枪支泛滥,黑帮火拼,北边有漂亮的公园,豪华的餐厅,还有充足的警力。我一到芝加哥,身边的人都在给我灌输一个概念:千万不要去南边。

为什么?

我在芝加哥艺术大学上学,学校位于市中心,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也有特别多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乞讨的人中有一些退休的老兵,一些身患疾病无法承担起医药费的人。寒冬将至,这让我担心这些人要怎么渡过芝加哥的冬天,同时我产生了剧烈的好奇心:芝加哥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毛病?

我主修行为艺术,便决定策划一个项目探索芝加哥,和人们对话,打破我自己的偏见。我不想因为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去限制了我探索这座城市的能力。

我的项目持续二十四小时,从芝加哥的最南边走到了最北边,70多公里,每一个小时随机找一个人对话。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甜甜圈店主,高高的,胖胖的黑大叔。他很坦诚的跟我聊了他在南边长大的经历:“你知道,南边确实有很多问题,有毒品,有枪击,大家还很贫困。我成长的环境也不好,小孩也缺乏监管。和我同龄的人都有很多行为上的毛病,很多人都进了监狱。”

“但是我现在还是好好的,我开了一个甜甜圈店。其实很多时候人都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被环境影响了。”

他说自己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一直都在做志愿者,陪伴有生理障碍的儿童学习和玩游戏。因为他也有一些先天性疾病,他会对他们说,你看我也有这些病,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善良的,正直的人,过上了很好的生活,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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