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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思:印钞机、发红包和直接税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这近两年的时间内,人类文明世界已经发生了比之前六七年都要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改变。借着年关将至,笔者想从钱袋子上来说起。

从黄宗羲定律说起

前段时间,笔者曾由张明杰案和“联想”为出发点,撰写了一篇论述关于长期存在我国政治治理中的“中间层和信息差”的问题,并展望了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对治理的加成,甚至将产生新的治理形态。其实在笔者看来,新的治理形态是已经呱呱坠地了的,只是还需要进一步发育、调整。

而在评论中,许多读者就笔者的观点给出了质疑,认为技术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在的治理问题的,这既是对笔者意思的误读,也是无视了中国治理的实际成效。我想说的是,技术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甚至都不会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只要技术能比较明显地将困难弱化和缩小,就是有效的。

就好比说巡视和督查,这种政治上的巡视,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工具,但在现今的应用其成效远大于古代。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就必须面对幅员过于辽阔这种前现代社会的空前障碍,而中央的督查工具也就应运而生。但无论是西汉的十三州部刺史,还是明代的巡抚,尽管在制度的设计初衷这些监察官,并不是如同唐代的节度使、宋代的安抚使制置使那样的诸侯,相反是牵制诸侯的,却最终无一例外地,监察权力全部异化成了实质性的分封制权力,这就是古典中国的封建制悲剧。

笔者先来介绍一下前现代情况下为什么产生了“黄宗羲定律”的情形。

在读大学时笔者曾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当时几位外校请来的学者、老师曾说,“农业社会的中国并不是封建社会,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商周时期,而到了秦代以后的中国就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当时的笔者还觉颇有道理。但现在想来,古典时期的中国,维系这种超越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与政治理性,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明清时期演化到最终的情形就是“皇权不下县”,大的家族甚至跨州连县、代代相传。这背后的实质,是国家在政治语言上表述为科层管理的理性官僚制,但实际的根子是代际传承的封建制。

前现代时期的中央集权需要面对现实条件的约束做大幅度妥协。在太平年月,他表现为县级以下的政权是分封制的,边远地区连州和县的主官都是代代世袭;而动荡岁月中就更为直接,譬如我们熟悉的“衙内”一词,来源就是节度使制度中的“衙内指挥使”,是统领节度使近卫部队的官职,而节度使变成封建世袭后,往往由节度使的儿子/干儿子充任衙内,由此衙内变成了权贵子弟的同义词。从古至今,实际上“中央集权+天下太平”只存在于极为短暂的盛世,只存在于开国之初短暂岁月。

将这种对现实约束条件的妥协做一个推导,就可以得到“黄宗羲定律”,即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底层的负担就加重一次。这是因为前现代的治理条件下,统治者不可能对其统治范畴内的居民进行公平的收税,地主阶层作为统治阶级,是将其税负完全地转嫁到了自耕农和佃农的身上的。因为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朝廷,其能力是有限的,获取真正适当的税务信息并且保证质量的实现征税,将付出比税收还要高得多的行政成本。

因此在无法合理征税时,只好以承包、分封的方式,将县乃至州一级以下的征税权力交给能力最强的个体也即地方“形势户”,而这些个体原本应该承受最多的税负。

这些中间阶层,在征税过程中发明出了类似于“火耗”“淋尖踢斛”等种种手段,来索取征税过程中的“超额利润”,而这种利润是基于稳固地主阶级本身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县乡一级基层统治需要的。如雍正统治时期,即便国家机器以税赋改革的形式拿走了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社会潜规则”的“火耗银”,试图集中更多财源,但由于政制建筑的单向性结构,只会导致最终中央政府试图集中的财源全部变成向底层额外增加的汲取和压榨。

货币政策的极限:发钱与印钱

说完了“黄宗羲定律”,我们将视角转向现在。今年以来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和美国近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已经表明,这波直升机撒钱确实霸气,但也确实到顶了。美联储2020年以来的政策框架,是以适度的通胀容忍换取经济热度,然而目前的通胀程度,已经超出了其当初政策框架估算的最高范围。

毋庸置疑,货币政策是具有其短期效用的,所谓最优货币量在平衡状态下是与市场上的商品匹配的,而如果骤然增加货币投放,有可能产生额外的消费需求。然而,梅纳德凯恩斯在八十多年前就预见到,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效用为零,这就意味着,长期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放水印钱),不但会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用逐步失效,甚至临界终点时还将付出额外的代价。另外实际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并非是需求拉动供给,恰恰相反,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因此相比于货币政策,积极实施财政政策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白线为美国CPI月度同比增幅,红线为美国双赤字占GDP比重

今年以来发生在土耳其的通胀,则是半工业化小国实施积极的低利率高扩张度货币政策的一个实例。固然,埃苏丹依靠种种措施,保障土耳其国内的商品、资源平衡,半封闭体系内的土耳其依然保持经济扩张,但这种扩张是具有明显缺陷的,其上限已经被锁死,土耳其国内的经济扩张明显陷入了“过密化”。

就在今年3月,土耳其里拉刚刚闪崩了一次,前几日,再次闪崩。埃苏丹宁可里拉跌成废纸也绝不退让,始终坚持低利率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土耳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上没有任何前进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事实上主宰了土耳其的“君王”,完全没有必要在意短期的汇率波动,并为维系汇率波动而付出代价。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小国家带来的教训就是如果能维系国内经济形势稳定,那么大可以把汇率当成一张废纸,而丝毫不必为维系这样的汇率付出过高的代价,因为反正也维系不住。

但当这种情形转移到美国,则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长期以来美帝以“印钞”来拉动经济、促进经济复苏,这已然是一个常识,不再赘述。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不单印钞在撼动法币体系、美元体系的合法性,实际上以短期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这种方法,目前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应实施的限度,已经变成了经济·金融体系内生的不稳定的来源,而这种货币政策干预原本是试图维系经济金融体系稳定的。

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已经实施到了极限,从2020年2月到2021年6月,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31.77%,M1同期从40276亿美元增加到192681亿美元,增长3.784倍,其规模几乎与M2等同。在这样空前的印钱下,美国经济增长“堪称强劲”,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可达4%。对这样的政策思路,笔者只想说,货币政策不能取代财政政策,而如果试图用钱来购买社会治理,几乎是痴人说梦。

比特币的诞生,摧毁了许多金融学的常识;而格林斯潘所预言、伯南克所论证的“直升机撒钱”在去年以来为美联储所实施,甚至在“MMT理论”加持之下变成了正确的,这就往前走的太远了。这种极度激进的理论实践,没人知道继续往前是什么情形。

即便不谈“直升机撒钱”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仅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观点来分析,货币政策的过度实践本身也在消解现代性、消解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的欲望形式,货币从最初被制造出来作为交换的手段演变成为人们奋斗的最终目的。但如果奋斗的最终目的,本身就可以在数字按键的波涛汹涌中产生,又会如何?

印钞发钱和直接税

在提起美联储的疯狂印钱时,往往在同时要提起来的,就是全民直升机撒钱。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是购买自市场中的有价证券,而这些证券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去年以来所发行的国债,这些国债本身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所有的居民进行货币投放。这里,美联储印钞——购买国债——政府得到钱——政府将钱发放给老百姓,形成了一个钞票传送带,也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全民基本收入。当然,美国新冠疫情期间的全民撒钱,主要是因为社会治理不力之下采取的货币替代。

所谓“全民基本收入”不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多年前西方学术界就已经有所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是: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是合法公民,就可以每月起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理想很好,只不过首先需要回答钱从哪来的问题。

比如在抗疫过程中,川普和拜登的发钱政策,也还是靠印钱,所以无法维持。至于后续,我们先来算笔账,2020年美国的GDP是20.9万亿美元,而2020财年美国政府财政总收入预算为7.3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为3.71万亿美元;各个州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为2.1万亿美元;其他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为1.54万亿美元。但拜登政府已经立项了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2.3万亿美元基建计划、1.8万亿美元的家庭援助计划,光这些就要支出6万亿美元。当然,目前这些还没都在国会通过,如果真通过了显然也只能印钞大法加码。

从规模和操作实践的难度上来看,笔者认为,在横向和纵向分布上都表现出如此严重的差异性的大国,更重要的是应该考虑税赋的公平,以及利用税赋调控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影响社会结构,并投入和补贴基层人民需要的公共品。这里就要说下最近很多人在说的直接税的问题。

直接税,顾名思义,是直接向最终产品和财产收取的税收方式,包括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区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因为他可以被当做成本转移至下一级产品,直至最终定价,为增值税买单的,一定是最终产品的消费者。

无论是清代兴办洋务的厘金捐税,还是当代的增值税,其实质都是符合“黄宗羲定律”的间接税。面对已经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这样的征税方式很明显是不符合缩小贫富差距的要求的。但长期以来征收直接税都面临着严重的阻碍。封建帝王并不是不想按财力征税,而是维系统治的稳定,需要地主阶级,因此只能对地主阶级免征。即便是清代,官绅一体纳粮实施之后,地主阶级依然将税负转嫁给自耕农和佃农。这也是许多人在笔者关于房产税的相关介绍文章下留言的担心,即房东将房产税转嫁。

然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真正的直接税,可以实施。在过去,由于各地标准、尺度的不统一,执行部门的结构不对称,同一政策的执行进度差异,使得许多行业在不同地方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其实即便是现在,如健康码的全国通行接入也无法做到,这实在是因为国家庞大而导致的治理负荷沉重。

(插入:这里展开说一下健康码的问题,了解电子政务的读者,或许知道我国的电子政务一个严重障碍,是同在一个政务大厅办理的业务,有的是省级审批权限,有的是国家审批权限,有的是地市还有是区县一级,有的系统是国家统建电子政务平台,有的是省级统建,有的则是市级统建平台,政务平台上存放着数据库。而健康码的问题,则是健康码不仅要通查多个系统和行业里分布各不相同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对应着不同的权限和逻辑,还因即时扫码而要与平台产生交互,这样的数据规模是目前的国家电子政务平台无法承受的)

但得益于金融系统多年来的努力建设和国税、地税合并后的垂直管理,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数据整合和税务数据的整合已经完成,12月1日金税工程四期已经如期启动。金税工程四期将实现信息更加全面的共享和信息核查(企业相关人员手机号、登记注信息、纳税状态),实现税费进入 全数据、全业务、全流程、全智能监控。也就是说,原先各种粗鄙的避税方式,如用私人账户收款、虚假开户、虚开发票、虚报成本特别是虚报劳工工资的成本,是彻底行不通了。

尤其是当前,税务部门已经远远不只是收税,各种非税收收入也移交到税务征收,譬如土地出让金、社保征收等,生产全流程的数据税务系统都可以拿到。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具备了加大直接税征税力度的客观条件。

而直接税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征收阻力大。在多年前就已经有呼声要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落实所得税的征收,提高直接税比重,可毕竟,直接税的直接会导致税负无法转嫁,而直接税的征收又是以最终产品的分配比例征收的,就导致掌握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分配的人是绝不愿意的。

直接税是社会主义的全民基本收入的条件,是许多改革和社会基本服务成为可能的前提。同时,社会也需要对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支付正常的对价,而不是指望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持续性用爱发电。

同时,也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还需要继续投资,而许多弱势群体需要保障,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标准越来越高,而一代城市里的年轻人被安身之所搞的筋疲力尽,这就需要在汲取财力时,要精准识别、准确区分,按照能力大小进行征稽,而不是如过去般均匀承担税负。

当然,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在直接税的征稽中,最亟需讨论的是资本利得税的征收办法。毕竟在过去20年里,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贫富分化,我国的一大原因是炒房,这个要通过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各种政策逐步化解;而对于导致美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美股的资本利得,目前还没有经过实践的征税方式,而随着我国税务征稽的全面覆盖和房产税的大规模试点乃至铺开,资本涌向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如何采取适当方式对这部分利得征税,不仅仅是美国需要研究的,也是我国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个问题我们后面继续在文章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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